1895年2月1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等舰战沉于威海湾内。日军在完成受降接收后不久，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海军省次官伊藤隽吉、海军省军务局长山本权兵卫等人便开始频繁通信，商议启动沉船打捞事宜。日本海军如此急迫地想打捞沉船，背后是现实掠夺与技术野心的双重考量。
最直接的动因是物资掠夺，弥补战争消耗。甲午战争耗费了日本巨额军费，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对奉行“以战养战”的日军而言，战败方的所有军备都是可利用的战利品：北洋水师尚能航行的舰艇全部被编入日本海军，刘公岛各炮台的火炮被悉数拆卸运回国内，岛上残存枪炮弹药也被全部掠走。而沉船上的军械弹药日军同样不肯放过。在他们看来，哪怕是沉入海底的物资，打捞出来仍可补充军备、节省开支，尽可能榨取战争的经济收益。
而更深层也更核心的驱动力，是对实战技术的研究渴求。甲午海战是蒸汽铁甲时代为数不多的大规模舰队决战，其毁伤数据与防护效果是全球海军都觊觎的宝贵经验。日本海军上下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伊藤隽吉在给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信中直言：只有详细掌握敌舰构造，弄清炮弹贯穿位置与破坏形态，才能深入研判沉没原因，反哺造船与炮术设计；若不了解舰体结构，所有研究都只能浮于表面。
这种技术焦虑甚至蔓延到基层军官。当时有日本海军技术人员明确表示，希望由日本人亲手完成全部研究，将成果应用于本国造船与炮术领域，绝不能让外国人抢先发现其中的技术价值。从高层决策到一线技术人员，日本海军都将这批沉舰视作不可多得的实战样本——它们既是战败者的遗物，更是下一代军舰研发的参照坐标。
一场打捞，既是侵略者贪婪掠夺的缩影，也是近代日本海军务实学习心态的折射。他们不仅要赢得战争，更要从胜利中榨取全部技术红利，而这份对实战经验的极致渴求，也在此后数十年里持续推动着日本海军的快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