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保卫战前，杨国夫为何让他率部离开，前往东北，萧克对此的一番话更耐人寻味！
1945年8月，承德城内，段苏权和王国权面对的并不只是接收一座城市，而是接过一块随时可能重新燃起战火的土地。
抗战胜利后，热河的局面变化很快。苏军撤离前后，地方政权、军事防务和社会秩序都需要有人接续。承德是冀热辽的首府，位置处在华北通向东北的要道上，谁能稳住这里，谁就掌握了北上通道的重要一环。
正因为如此，1945年8月，上级派段苏权、王国权前往承德开展接收工作，随后建立冀热辽党委热河分委和热河军区。苏军撤离后，热河省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党政机构与军事机构同步搭建，目的很实际：地方要有人管，前线要有人指挥，交通线更不能失去控制。
但承德的防务，靠新成立的机构还远远不够。抗战结束后，大批部队奉命挺进东北，有的从海路北上，有的沿陆路经过冀热辽、山海关一带出关。原本用于北上的部队，在途中随时可能因敌情改变任务。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向平津和热河方向调动。古北口、喜峰口、平泉等地，都是承德外围的重要通道。尤其平泉，距承德不远，既是交通节点，也是承德东部的门户。一旦这里被突破，承德就会直接暴露在进攻压力之下。
冀热辽方向需要立即补充兵力。萧克负责这一方向的作战，并兼任冀热辽军区有关职务。晋察冀原有部队还要应付其他方向的任务，能够马上投入承德周边防御的力量并不充裕，于是，正在向东北开进的渤海军区独立旅被临时留了下来。
独立旅原本有明确的北上目标，却接到命令，开往古北口至承德一线，担负阻击可能来犯之敌的任务。建制上，它被划入第二野战军体系；作战时，则暂归杨得志部指挥。一个部队在短时间内出现任务和指挥关系的变化，放在战后初期并不罕见。

当时的部队调动，很少是一条直线。哪里出现缺口，哪里就要补；哪条通道可能被截断，哪支部队就得先去顶住。所谓“挺进东北”，是总体战略目标，却不能脱离承德、平泉这些现实节点。战略方向要保持，眼前的门户也必须守住。
独立旅被留下后，杨国夫仍在催促其尽快行动。杨国夫当时担任山东军区第7师师长，第7师已经向山海关一带推进，机动速度和北上节奏都不能耽误。对他来说，独立旅若在冀热辽停留过久，就可能影响后续归建和东北方向的兵力部署。
王兆相是独立旅旅长，他面对的是另一种压力：部队刚接到北上任务，又被调到承德外围，若立即离开，防线可能出现空隙；若长期留下，原定战略任务又会被拖延。刘其人作为渤海军区副政委，也参与了相关编组和命令传达工作。

据相关叙述，王兆相向上说明了独立旅的处境，提出先完成承德方向作战，再继续北上。萧克对此作出的处理，核心意思就是“仗打完再走”。这句话并非简单挽留，而是给临时留用划出了期限：部队留下有明确任务，任务完成后仍要归建。
这个安排很关键。它把“走不走”的争论，转成了“留下完成什么、何时离开”的执行问题。独立旅没有被无限期扣留，也没有因为原定行军计划而立刻撤走，而是在战场最需要兵力的阶段承担了门户防御责任。
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1月13日生效。签订和生效之间存在时间差，承德方向的战事并没有因此马上停止。对双方来说，停战令生效前抢占关键城市，可能直接改变停战后的实际态势，承德自然成为争夺重点。
杨得志部和独立旅在平泉方向展开战斗。具体战斗过程和双方伤亡数字，现有材料并未交代完整，但结果十分清楚：停战令生效时，平泉城内双方各占一半，承德仍在我方控制之中。

这是一种并不轻松的结果。平泉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占领，却挡住了对承德的直接威胁。独立旅在承德周边完成了阶段任务，战后离开冀热辽，并得到军区首长嘉奖。它的北上计划被推迟，却没有被取消。
离开之后，独立旅归建到杨国夫第7师体系，向黑龙江方向转移。1946年8月，山东军区第7师又与新四军第3师第7旅合编，纳入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序列。整编后，第7旅编为第16师，第7师主力改编为第17师，王兆相所部改为第18师。
番号发生变化，背后是指挥关系、兵力配置和作战序列的重新统一。承德战场上的临时留用，至此完成了从局部防御任务到东北战场正规编组的转换。独立旅先留后走，真正改变的只是行军时间，没有改变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