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举人参加京城会试能获得多少旅费补贴，如果落榜是否会因缺钱无法回到家乡？
雍正八年春，户部库房里拆开新到的银锭清单，主事们边点边嘀咕：这一笔是给各省举子进京赶考的“盘费”，银子虽响，可摊到数百条驿道就见底了。账本显示，一名湖南举子能分得十二两，广东琼州来的则有三十两，数字背后是数千里的山海关隘与风浪天涯。
那时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过关的生员蜂拥北上。朝廷为何只管这一级？原因很现实——乡试人数难计，若全包路费国库吃不消；会试规模可控，皇帝既能笼络人才，也能展示“圣恩”。然而十二两或三十两真够吗？从两淮登舟到直隶落脚，沿途船资、客栈、纸墨都要银子，一点都不能少。
康熙初年，浙江归安的严我斯曾只揣五两银子赴杭州乡试，为省钱连客船都坐不起，只能蹭运粪的杂船。桅杆吱呀，他站在船头嗅着腥臭背书，最终咬牙考中。后来他在康熙三年高中状元，被传为励志佳话，但多数寒士并没有那种好运气。

顺治朝立下盘费章程，各省按照里程分档。福建、广西的举子也许只领十五两，可过台湾海峡还得自费雇舟；而西北的甘肃举子拿着二十两，跨过黄土高原仍要支付驮运草料。数字看似公平，却被距离与物价迅速吞噬。
起初盘费由布政司核发，举子必须带公文北上，到顺天府凭驿帖报销。路程远，银两在手却花不了，途中借贷滋生。雍正二年，皇帝察觉弊端，下旨改为“入闱之前就地领取”。州县正印官被勒令亲自发放，不准交给胥吏。正因为如此，县衙大厅里常出现紧张场面——

“走，拿凭照。”县令沉声催促书吏。
“学生只想早日上路，不敢多求。”举子拱手。
“银两一分不少，该你多少就多少。”正印官捋须拍案，胥吏在旁不敢作声。
雍正又加了一条新规：落第者可领返乡路费。边远省份若因季节错过海船，还能凭试卷封条到临近驿站支取，最多十两。政策一出，至少解决了“困守北京、典当衣物”这一尴尬局面。

不过，不得不说，补助只是杯水车薪。户部档案可见，会试一年总支出不过十二万两，而一个考季举子自筹费用已近七十万两。这笔缺口谁补？主要靠地方士绅。湖南长沙人进京，宗族会预先垫粮；山西太谷的盐票富商愿意捐银，换得“义学”铜牌，以此光耀门楣。举人与士绅利益互补，形成科举经济链。
换个视角看：某位湖南举子自述，一趟北京之行吃住行加“门生礼”共花五十两，朝廷十二两只占五分之一；若落第，他仍要留京半月等返程舟车，靠朋友接济才能撑到回乡。没有社会网络的寒士，在会试外场就输了一回合。
乾隆统一新疆后，下令“伊犁等处举人赴京，驿马供乘，沿途草料由官给”，又特别关照七十岁以上仍坚持赴考的老生，赐国子监司业或学正虚衔，并加赏彩缎六匹。表面是尊老，深层是借荣衔安抚知识群体，让“寒窗苦”不至化为“怨气重”。

即便如此，州县官吏克扣仍屡禁不绝。巡抚年终稽查，若查出短少，轻则罚俸，重则革职，但银两挪作他用的招数花样翻新：有的以“修学宫瓦面”名义截留，有的干脆让举子打白条。中央拨款与地方财政之间始终隔着一层模糊地带，这也是清代吏治难题的缩影。
等到1905年科举废止，上述条文统统作废，盘费项目也在户部决算中被划去。旧式举子群体随风散去，驿道驼铃、通州客舟、贡院号舍……都成为账本里最后一次被提及的“往来银两”。至此，一段围绕路费、理想与人情的历史自行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