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粟裕在京西宾馆探望王必成，聊天时突然问道：你可听说过司马迁的故事吗？
1943年深秋的夜雨把苏北的沙土路冲成沼泽，十六旅埋伏在水网稻田之间，王必成裹着潮湿斗篷守在最前沿。前哨来报：“敌人的两路纵队分头摸过来了。”他一句“水田里不许点火，枪口顶胸口”，就把惊慌压了下去。几小时后，黑暗里火光骤起，旅部撤到二线防御。江渭清担心伤亡，轻声提醒：“要不要先把伤员送走？”王必成没吭声，只扯掉裹着血迹的纱布，挥手示意继续拖住日伪军。那场激战只留下一条被弹片撕开的袖口，却也换来沿江交通线一周的安全。苏皖边区群众后来用砂锅米粥接济，悄悄给他送了个外号——“老虎”。
抗战末期，新四军在华中形成的那套“连地形、带群众、一拳打急处”的打法，让王必成练就了闻声断方向、闻枪识火力的本事。莫干山反击战时，他把两连兵力塞进茶园埂沟，硬是拖住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战后统计，阵地最高点被炮弹削低了半尺。粟裕现场查看，拍拍泥墙说：“这回要不是你，江南支点就塌了。”他转身补一句，“可别自满，松口气就完。”短短一句，又夯实了上下级间那份既亲又严的默契。

1946年涟水争夺战把这种默契推到了极限。整编七十四师白天猛攻城郭，夜里翻河道偷袭。第六师沿城根布防，顶了三天三夜。炮火最凶的一刻，王必成在墙头高喊：“守不住？那就埋我！”部下红着眼回声：“死也得顶！”然而城破终究发生，5000多名官兵倒在粘稠的黄土里，守军退出时只剩下稀薄枪声。陈士渠深夜赶来收拢残部，怕他想不开：“组织上会处理，你自己别钻牛角尖。”他摇摇头：“涟水输了是事实，可六师不能就此摘牌子，咽下去，接着干。”这个“接着干”没两月就兑现——淮阴突围、鲁南奔袭，一口气扳回场子，六纵再次被粟裕指定为主力。

新中国成立后，王必成换了场地却没换脾气。1955年授衔典礼，他站在中将队列里，暗暗琢磨“穿这身洋服还能不能翻山渡河”。转年进驻上海，他抓的第一件事不是阅兵，而是操场上让士兵打背包、跑5000米。有人打趣：“司令真把自己当营长啦？”答曰：“当营长也得会当炊事员。”这话传开，底下官兵服气多了。1962年，他请来郭兴福在镇江示范新教学法。练兵间隙，有排长闹了笑话——听成“休息”集体坐地，实为“学习”。王必成乐了，却只一句：“坐也好，再起身重来。”那年夏天，野营拉练十万余人次，无一重伤事故，毛泽东看完汇报，批示“可学”。
昆明山水秀丽，却在1969年起风骤雨。政委谭甫仁遇害，军区大厅一夜之间换了气氛。王必成临危受命，先把所有机要室、军械库封条贴好，再召集机关干部开会：“枪响了，脑子要更冷。”这股平稳劲儿保住了弹药，也保住了西南边疆的防区。可政治漩涡并未远去。1974年初，他被通知赴京说明情况，入住京西宾馆。粟裕拄杖来看他，门未合便低声问：“听过司马迁挨刑后写《史记》的事没有？”王必成笑着回：“先生能忍辱写书，我就不能忍几句指责？”房间里沉默片刻，粟裕点头：“懂就好，气不能泄在刀口上。”

那几个月，王必成两次给中央写信，字里行间锋芒不露，只摆事实、讲责任。7月，批示下达：“已阅，可供参考。”短短八字，却把他从阴影里拉了出来。返昆前夕，他对老部下说：“路要接着走，部队得有人盯着练。”随军机起飞，滇池水面映着机腹闪光，没人怀疑这位中将还会把心思投到操场和靶场。
晚年调任武汉军区，他依旧早五点到训练场转一圈。有年轻连长请示经费，他随手在申请表上写一句：“缺什么就去拉练里找，山沟给答案。”这股实用主义被一些人称作“老虎作风”的延续，也让湖北十堰、襄阳几个山地团里新兵爆发力数据连年上升。1980年代初，军委做部队体制微调，评估报告附录中特意提到“武汉军区山地部队耐力训练可资借鉴”，注脚里只留四个字——“王必成法”。

回望他的战场与操场，胜败、升降、风浪都未能改变一点：带兵人得先把自己交给行军路、给密林雨夜、给帐篷里的地图沙盘。正因如此，那条从苏皖水网走出的脚印，才能一路踏过涟水的硝烟，踏过京西宾馆的门槛，最后停在汉水南岸的晨练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