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农民翻地时，从土里刨出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七个字：“曹公讳霑墓”，旁边还有“壬午”两个小字。消息传开后，红学界炸开了锅。可就在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这块墓石是在“文革”期间挖出来的，没有任何正规的考古记录，连它到底是从哪座坟前挖出来的，都已经说不清了。

谁也不敢拍板说这就是曹雪芹的墓。

类似的尴尬事不止这一桩。1971年，北京香山正白旗村有个叫舒成勋的退休老师，修房子时无意中揭下一层墙皮，发现里面墙壁上写满了诗，其中一副对联写着：“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老舒激动得睡不着觉，连忙报告上去。可红学家吴世昌来看了一眼，直接泼了冷水：“字迹拙劣，绝不是曹雪芹的手笔。”更蹊跷的是，过了没几天，有关部门派人来，把所有带字的墙皮一块不剩地揭走了。既然跟曹雪芹没关系，为什么要把墙皮弄走？至今没人说得清楚。

曹雪芹到底是不是个只会写书的穷文人？香山的老百姓会摇头。在他们嘴里，曹雪芹不叫曹雪芹，叫“芹圃先生”。这位芹圃先生有三个本事：写书、扎风筝、看病。他最让人念叨的，是看病。

传说有个姓刘的正白旗旗兵，得了重病没钱治。芹圃先生上山采了一把野芹，熬了汤让老头喝，居然一天天好起来了。还有个妇女晕死过去，家里人哭成一团，曹雪芹拿针扎了几下，人竟然醒了。村里人干农活摔断腿、扭了脚脖子，都来找他。他给人推拿复位不收一分钱，实在拗不过，收几个铜板或者一把柴草就算完。

他的日子其实比谁过得都苦。朋友敦诚在诗里写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这不是夸张，他家米缸确实经常见底，孩子饿得哇哇哭。但他手里有门绝活：糊风筝。香山一带流传着一句话：“要看风筝去黄叶村。”他做的风筝跟市面上卖的不一样，能在空中稳住不倒，大风天也照飞。他把扎风筝的技术编成了一本书，叫《南鹞北鸢考工志》。

这本书差点就从世界上消失了。1943年，北平有个叫孔祥泽的年轻人，从一位日本商人那里借到一套手抄本，书名《废艺斋集稿》，一共八册，其中第二卷就是《南鹞北鸢考工志》，落款写着“芹圃曹霑识”。孔祥泽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拼命抄录，书稿就被日本商人带回国了，从此再无音讯。三十年后，孔祥泽拿出当年抄下的内容，整个红学界为此吵了半个世纪——有人说这就是曹雪芹的真迹，也有人说孔祥泽的抄本里漏洞百出。

但有一个事实没人否认。曹雪芹编这套书的初衷，在自序里写得很明白：让那些鳏寡孤独、身体残疾的人，学一门手艺，自己养活自己。这不是一句空话。他有个朋友叫于景廉，腿脚不好，穷得断了炊烟。曹雪芹教他做风筝去卖，于景廉靠着这门手艺活了下来。曹雪芹还专门为于景廉编写了扎绘口诀，图文并茂，文盲也能照葫芦画瓢。

台湾有位叫黄一农的院士，用“e考据”的办法，通过电子古籍库大量检索，硬是把《废艺斋集稿》里提到的那几个无名小卒全部找到了真实档案。于景廉、端隽这些人都确有其人，清代方志里有他们的名字。黄一农因此断言，这本书就是曹雪芹写的。可反对派立刻回击：你找到了书里的人物，就能证明书是曹雪芹写的吗？逻辑上还差着一大步。

曹雪芹死的时候，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妻子先他而去，孩子也夭折了。朋友凑钱才勉强把他埋了。敦诚写的挽诗里有两句让人看了心里发堵：“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一个写了中国最伟大小说的人，一个给穷乡亲看病扎针分文不取的人，最后连棺材钱都凑不齐。

今天北京植物园里有一座“曹雪芹纪念馆”，就在正白旗39号。溥杰先生当年应邀题字时，坚决不肯写“故居”二字，只肯写“纪念馆”。他说：“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力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

这座纪念馆每年春天都有人去看。院子里那几间旧式瓦房坐北朝南，门前三棵老槐树。但至今没人能百分之百确定，曹雪芹到底是不是住在这里。

这恐怕就是曹雪芹身上最特别的谜：他的书是真的，他的人生却像他笔下那块石头一样，只剩下一堆碎片。但在香山老百姓的口碑里，有一件事从来不需要考证——

那个会写书、会扎风筝、会治病，自己穷得喝粥还给别人白看病的芹圃先生，是真真切切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