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首位叛徒竟因敌军俘虏蛊惑，从而叛变并倒戈加入敌方阵营，你知道内情吗？
1950年10月25日清晨，朝鲜北纬40度线上弥漫着缭绕雾气，韩军第6师团正沿崎岖山路向北镇方向摸索前进。就在队伍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山坡上同时响起几声短促的喇叭，紧接着密集的步枪与冲锋枪交织成一张火网，沉闷的山谷瞬间被撕裂。
对面的志愿军354团从两侧包抄，利用背包草绳滑降、侧翼穿插等山地战术，将韩军第2联队推入低洼地带。不到半个时辰，联队指挥所被端，数百名韩军失去抵抗意志，或高呼“金日成万岁”举手投降，或干脆钻到卡车底下企图躲过搜捕。由于押送班缺少经验，部分俘虏在转移途中趁夜色溜走，一块硕大的战场正在酝酿意想不到的支线。
宪兵队长崔英哲便是“漏网之鱼”之一。这名少尉出身复杂，早年受日本宪兵训练，随后又在南京为国民党部队效力，国语发音带着南方口音。围歼结束后，他佯装昏倒，趁看守换岗滚进一片乱石堆，钻进峡谷深处。
沿着杂草丛生的小道，他在黄昏前后摸到了志愿军警戒线。一位身形壮实的哨兵正警惕地托着步枪。他姓李，34岁，新近编入部队，上衣袖口仍残留旧军装的补丁。那一刻，崔英哲意识到语言也能当弹药。

“老弟，可算找到自己人了。”崔英哲先用微带湘音的普通话打招呼，嘴角叼上一支“胜利牌”美国烟。
“你是哪里部队？”李祖皱眉。
“第三野战军，随蒋委员长反攻来了，南京上海都收复了。”
李祖一怔：“真的？”
“骗你我得什么好处？听兄弟的，跟我回去集合，大部队正等接应。”

短短几句，对方的胸章、手枪与收音机像是三把钥匙，打开了李祖心底那扇尚未完全关闭的旧门。多年的国民党兵痕迹，加上突入异国后的陌生紧张，让他的警惕心被瓦解。事实证明，战斗意志并非只取决于子弹数量，更与思想准备紧密相连。
当晚，二人摸黑穿过山坳投向韩军第19联队。此时，代理师团长宋锡夏正在指责联队长咸炳善“丢掉阵地，贻误战机”。帐篷内火药味正盛，忽见崔英哲押着一名穿志愿军军服的中年士兵闯入，僵硬的空气突然改变。
军法处官员认定，李祖是入朝以来被俘的“第一号志愿军”，情报价值不容小觑。陆军本部很快发来嘉奖令，崔英哲获40万韩元奖金与“特别功绩章”，咸炳善的挨批也就此打住。
然而，表面上的荣誉并未换来转运。两日后，第6师团在清川江一线再次遭到志愿军截击，被迫仓促南撤。途中，一辆装满燃油的补给车倾覆起火，咸炳善亲自带人封路，结果被爆燃波及，重度烧伤。师团指挥权数度更迭，士气跌入谷底。

李祖被视为“活资料”押往后方。韩军与美军联络官围着他，试图拼凑志愿军编制与补给线信息，可他对新番号与作战计划所知甚少。所谓“政治宣传战果”到此为止，最终仅留下薄薄一份审讯记录。
这场小插曲并未影响两水洞战斗的整体走向，志愿军以有限兵力迟滞了敌军北进节奏，却也付出管理经验不足的代价——数名俘虏趁机逃逸，其中一人竟反将一军。后续各部队迅速补课，增加警戒层级、严格搜身、分类押送，心理教育也同步强化。
敌我双方都在这片山区完成了对彼此的第一次“摸底”。韩军尝到表面胜利的甜头，却无法改变战略颓势；志愿军则在胜利中警醒，补齐短板。至于李祖，他的名字留在了档案最不起眼的角落，成为一道关于忠诚与警觉的反面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