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最后一班逃离大陆的飞机，阎锡山带了两箱黄金登机，教育部长却亲手卸下自己的全部家当——只为让张大千和他怀里那几十卷破布上飞机。

1949年的成都，乱得很，解放军一路南下，城里人心惶惶，机场挤满了要走的人，张大千手里攥着三张来之不易的机票，站在人群里盘算着怎么把最重要的东西带上飞机，那东西不是金条，不是细软，是几十幅画，他能不能上去，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让座。

张大千当时住在成都金牛坝，很清楚局势走向——一旦解放军进城，再想离开就没机会了，机票这种东西，那时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全由军方和高层把控，张大千能弄到票，靠的是老朋友张群。

张群当时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两人私交多年，正是这层关系，给张大千留了条路，12月6日，张大千带着四夫人徐雯波赶往新津机场，徐雯波那年才19岁，是跟着他一起住在成都的，撤离时只带了她，其他家人留在了大陆。

机场那天乱成一锅粥，运输机早就超载，阎锡山这样的大官带了大量行李，据说还有两大箱黄金，飞机的载重已经到了极限。

张大千的行李里，最重的不是别的，是他在敦煌待了将近三年临摹回来的276幅壁画摹本，1941到1943年，他两次跑去莫高窟，风餐露宿，硬是在大漠里扛下来，前后花了5000两黄金，甚至卖掉了不少珍藏古画才凑够钱，这批东西，对他来说是这辈子最要紧的东西之一。

问题是，飞机就要起飞了，他赶到时登机已经极难，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站出来了。

他清楚这批敦煌摹本的分量，当场决定卸下自己的三件行李，里头有他积攒多年的20多两黄金，就这么让出位置，给张大千和那几十幅画腾了空间，条件只有一个：事后要把部分摹本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当场答应，写下承诺。

从这件事来看，杭立武的决定放到当时那个混乱的环境里，其实不容易，那是他自己的积蓄，那是他自己的位置，他可以不管。

他肯让，说明他真的把这批文化遗存当回事，觉得这比自己的黄金更值得保住，历史上文物保护的故事里，这一幕算是很有代表性的——关键时刻，靠的往往不是制度，是某一个人当时的判断。

12月9日，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这是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最后几批飞机之一，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和那批敦煌摹本，飞向台北，从此再没回过大陆。

到台北以后，这批摹本一部分留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部分后来由家人捐给了四川博物院，它们现在是研究敦煌艺术绕不开的资料，也是张大千艺术生涯最重要的见证之一，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算是走完了他漂泊的后半生。

（信源：中国新闻网——《亲历者回忆五次国宝迁台：包括〈快雪时晴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