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当本来在西班牙当大使当的好好的，结果到了40年5月法国已经大败了，84岁的贝当决定回国当副总理，然后上台组阁决定向德国投降……可以说，贝当完全可以不接手烂摊子，没必要把一战的荣耀给赔进去，但是，贝当愣是没想到高层在法军即将战败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想承担责任的……于是这位生命犹如风中残烛的暮年老人毅然决然的回到了法国，作为高层和投降派的代言人组织了对德投降。

1940年的法国，最刺眼的不是战败本身，而是战败前后那种集体失声。枪炮声还没完全停，很多人已经在找退路；国家机器还在运转，可真正愿意站出来承担后果的人并不多。
贝当就是在这种局面里，被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他原本在西班牙当大使。
这个位置不算轻松，却远离巴黎的政治漩涡。可德国在1940年5月10日发动西线攻势后，法国局势很快失控，巴黎在6月14日落入德军之手。
法国败得太快，快到许多高层还没来得及给公众一个清楚交代，前线就已经撑不住了。敦刻尔克撤退带走了英法大量兵力，国内又出现大批难民南逃。
对普通法国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不是战略地图，而是道路堵死、家园被迫离开、明天不知道落在哪里。在这种时候，贝当的价值不只是军事经验，更是名声。

他不是普通政客，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的象征人物。法国政坛需要一个“能让民众相信”的老人站出来，把停战这件难看的事说得没那么难听。
于是，贝当从外交岗位回到政府中心，先任副总理，后来接替雷诺组阁。6月16日，雷诺辞职，贝当成为法国政府首脑。
第二天，他通过广播告诉法国人，政府正在寻求停战。这个动作对士气的打击很大，许多士兵听到以后，容易理解成战争已经结束。
可现实是，停战文件还没签，德军仍在推进。巴黎解放博物馆资料提到，6月17日的讲话与大量法军被俘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6月22日，法国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把法国切成两部分：北部和大西洋沿岸由德国占领，南部名义上由法国政府管理。
所谓“保住一部分法国”，听起来像是留了余地，可这个余地从一开始就很有限。

贝当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变得复杂。
他不是凭空制造法国战败的人，德军突破、法军指挥失误、政治内部摇摆，这些都早已发生。可他确实选择了接受这个位置，并把停战路线变成国家路线。
一个人可以被时代推着走，但当他开始签字、组阁、掌权，就不能再只说自己是被动的。7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在维希投票，把非常权力交给贝当，维希政权由此成形。
法国第三共和国事实上被掏空，贝当也从“救火的人”变成了掌握制度方向的人。很多研究都把这一刻视为维希法国形成的关键节点。
更沉重的是，维希政权后来并没有停留在“减少损失”的层面。它在德国压力之下运转，也主动配合了不少政策。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资料指出，法国南部名义上的维希政府在外交和许多国内政策上依赖纳粹德国，并由贝当领导。所以，不能把贝当简单写成一个“替别人背锅的可怜老人”。
他确实被高层推到前台，确实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但他后来也确实享有权力，并让自己的名字同维希政权绑在了一起。历史最难评判的地方，往往就在这种灰色地带。

另一边，戴高乐在6月18日从伦敦发出继续抵抗的呼吁。今天这段讲话被看作自由法国的起点，但在当时并不是全民皆知。
这也说明，1940年的法国不是只有一条路。
有人选择停战，有人选择离开本土继续抵抗；有人担心国家再打下去会遭受更大破坏，也有人认为一旦把尊严和主权交出去，后面的代价会更大。贝当站在前一种选择里，而且站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战后清算来得并不意外。1945年，贝当因叛国等罪名受审并被判死刑，后来因年事已高和一战经历，改为终身监禁。
1951年，他死在法国大西洋沿岸的耶岛，终年95岁。一个曾被欢呼的元帅，最后以囚犯身份走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