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李德曾经站在红军军事指挥的重要位置，后来又在遵义会议后失去原来的影响力，这种落差，不是谁都能平静接受。
1933年10月初，他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澎湃新闻刊载的《中共党史十二讲》摘文也提到，李德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训练，随后被派往中国。
当时很多人对这位“洋顾问”抱有期待。毕竟，他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有共产国际背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觉得可靠。
但战争不是照着课本走的，中国革命战争更不是欧洲战场的翻版。山路、村庄、根据地、敌强我弱，这些都不是地图上几条线就能解决的。
第五次反“围剿”中，问题慢慢暴露出来。李德推崇正规战、阵地战，讲究硬顶硬打，喜欢用军事学院里学来的办法处理苏区战场。
可国民党军队已经改变战法，用碉堡推进、层层压缩的方式消耗红军。红军如果再拿薄弱兵力去拼阵地，损失自然越来越重。
这不是简单的一场战役失误，而是一整套判断出现偏差。澎湃新闻刊载资料中明确写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等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李德对军事顾问责任也要承担主要部分。
广昌一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敌人有飞机大炮，有碉堡推进，红军却被要求坚守阵地、反复突击。许多战士付出巨大牺牲后，局面仍然无法扭转。后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李德从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顾问，变成了被反思的对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对李德来说，这场会议改变了他的处境。过去，他的话分量很重；之后，他不再掌握军事指挥权。
人还在队伍里，身份却变了。对于一个自认为受过系统训练、又背负共产国际使命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并不轻松。
到了延安，李德继续留下来。他不是马上消失在历史舞台上，也不是立刻被送走。他后来仍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参与过一些工作。但他的核心角色已经过去了。
一个曾经能影响作战方针的人，忽然只能旁观局势发展，心里难免觉得无处施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他想回苏联的说法。
李德若在大清洗最猛烈的时候回去，很可能面对严厉审查，甚至生命危险。历史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在中国战场犯过严重判断错误的人，后来又面对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判断。
他曾经用不合适的办法指挥中国战争，后来又差点低估苏联政治风暴的危险。两次误判，性质不同，却都说明一个道理：不了解实际，就容易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