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仙洲 （1887—1977.05）绰号“景疯子”，山西省临汾（今尧都区）东张乡泉坡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年就读于临汾省立第六中学，后入山西大学预科。1922年毕业后，回原籍以教书为业，兼做党的地下工作。1922年赴晋东南，在保晋公司开展工人运动。1926年经张振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晋华纺织厂后，领导工人罢工。罢工失败后返回临汾，组织心愿书社和图书馆，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刊。1926年与张振山组织省立一师学生举行罢课游行，反对当局滥抓民夫修军事工事，被捕入狱。次年由临汾押解太原第六监狱。后越狱潜逃，躲避原籍。1930年入赣闽边区，参加红军游击队。1932年派赴晋南工作。1936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期间，曾参与粉碎阎军对红军的“围剿”。后入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37年6月，调红一军团随营学校，任教育干事。同年8月，随部队到陕南，后奉命东渡黄河到侯马、临汾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景支队。

“景疯子”，这个听起来略带粗粝的绰号，藏着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革命者最赤诚的孤勇。那时候的山西，刚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保晋公司本是国人收回矿权、振兴民族工业的希望，可身处底层的矿工、工人，依旧逃不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与封建势力的三重压榨。每天在昏暗的矿井、嘈杂的厂房里超负荷劳作，薪资被层层克扣，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奢望，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残酷打压，景仙洲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站到了工人中间。

他本不必走这条九死一生的路。山西大学预科的出身，放在当时的临汾，已是妥妥的知识分子，回乡教书的安稳日子，是无数普通人求之不得的归宿。可他看着工人们布满老茧的双手、食不果腹的家人，看着青年们被禁锢的思想、百姓们被欺压的苦难，终究没法独善其身。他放下文人的安逸，一头扎进保晋公司的工人队伍，不搞空谈说教，而是陪着工人下矿井、聊疾苦，一点点帮大家认清被压迫的根源，慢慢凝聚起反抗的力量，在山西近代工人运动的萌芽里，种下了革命的火种。

领导晋华纺织厂罢工失败，他没有丝毫退缩。白色恐怖之下，秘密传播进步思想等同于以身赴死，他却偏要在临汾建起心愿书社和图书馆，把禁书、进步刊物悄悄送到进步青年手里。这些薄薄的书本，在黑暗年代里，就是照亮晋南的星火，也是他对抗反动势力的武器。1926年带领学生罢课游行，他更是冲在最前面，直面当局的枪口与牢狱，这份不计生死的执拗，在苟且偷生的人眼里是“疯癫”，却恰恰是一个革命者最纯粹的担当。

被捕入狱、辗转押解、越狱逃亡，他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却从未动摇过革命的信念。越狱后没有躲起来苟活，而是毅然远赴赣闽边区加入红军，从地下工作者转为上阵杀敌的战士；后来重返晋南、投身红军东征，哪怕面对阎军的重兵围剿，也始终坚守阵地。从红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到随营学校的教育干事，他把自己的学识全部献给革命，在战火中做思想动员、培养革命骨干，用另一种方式为革命事业蓄力。

全面抗战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再次主动回到家乡临汾，扛起抗日的大旗。以他姓氏命名的“景支队”，成了晋南抗日战场上的一支中坚力量，带着家乡子弟守故土、抗日寇，用半生奔波，践行着入党时的初心与誓言。

他的“疯”，从来不是行事乖张，而是在黑暗乱世里，明知前路凶险，依旧选择以身许国；是放弃个人安稳，甘愿为百姓、为民族赴汤蹈火。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正是有了景仙洲这样的革命者，不图名、不图利，以身为炬、以心为灯，才冲破了层层黑暗，为晋南、为全国的解放事业铺就了前行的路。他的名字或许没有响彻史册，但这份扎根故土、至死不渝的革命坚守，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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