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辽宁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哨兵击毙了一个可疑人员，谁知，案件水落石出后，这个哨兵非但没被嘉奖，还被判处死刑！
 
1980年12月9日凌晨，沈阳零下二十多度，辽宁省政府机关大院里突然响起一声枪响。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间，这样的警卫级别，任何枪声都不会是小事。很快，部队保卫部门和地方刑侦人员都被惊动。
 
最初传出来的说法也很“标准”：哨兵夜巡时遭遇持枪歹徒，双方激战，哨兵负伤，歹徒被当场击毙。如果故事停在这里，白玉珍几乎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英雄”。
 
赶到现场的值班连长，看到白玉珍捂着左胸伤口，地上则躺着食堂炊事员苗广吉。更让人吃惊的是，苗广吉身边竟有一把五四式手枪，而那正是连长一周前丢失的配枪。随后，保卫人员又从苗广吉宿舍床褥下找到配套枪套。
 
枪、枪套、尸体、伤者，再加上一套“巡逻遇敌、开枪还击”的说辞，整件事看起来几乎已经闭合。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份“太完整”上。
 
法医徐功伟到场后，很快盯上了苗广吉的衣着。那是沈阳最冷的时候，深夜户外待上几分钟都难挨，可苗广吉却是棉衣敞着、棉裤扣子没系，连袜子都没穿，光脚套着单鞋就出来了。
 
一个准备潜入机关大院、还带着枪的人，不可能这样出门。这样的状态，只像一种情况：他是被熟人临时叫醒，匆忙出门，压根没想到自己会遇到危险。
 
尸检结果更残酷。白玉珍说双方正面交火，可苗广吉中了7枪，弹孔全部集中在背部，最致命的一枪还是近距离贴着后脑打的，头皮上留有清晰灼痕。这不是搏斗，不是遭遇战，而是从背后下手的处决。再看白玉珍自己的伤口，弹道还原后也证明，那个角度只有一种可能——他自己开枪打了自己。
 
至此，这场“英雄负伤”的戏已经塌了一半。真正把白玉珍彻底钉死的，是扳机上的血迹。那时DNA技术还没普及，血型鉴定已是关键证据。

法医在枪的扳机上提取到微量血迹，结果是B型血。苗广吉是O型血，白玉珍恰好是B型血。这个结果一出来，所有表演都没了退路。
 
案子查到这里，动机也随之浮出水面。白玉珍入伍多年，表现平平，临近退伍，既没入党，也没提干。在当时的环境里，立功受奖往往直接关系到退伍后的安置和前途。对他来说，一次“击毙歹徒”的功劳，可能比多年平淡服役都更有分量。
 
为了这个念头，他先是在12月1日偷走连长的配枪，随后又骗忠厚老实的苗广吉帮他藏枪套，把对方一步步推到局里。到了案发凌晨，他借口发现可疑情况，把还在睡梦中的苗广吉叫到食堂旁煤堆附近，绕到背后连开7枪，再朝自己胸口开一枪，想把这一切伪装成一场惊险的遭遇战。
 
白玉珍挑中苗广吉，不是偶然。苗广吉是外地来的炊事员，老实、本分，在大院里人缘不错，却偏偏因为孤身在外，成了白玉珍眼里“最方便下手的人”。

说到底，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次带着算计的筛选：谁最信任自己，谁最不设防，谁出事后最不容易掀起风浪，他就把枪口对准谁。
 
这起案子最让人发冷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把战友当成踏板，把人命当成筹码，把军纪和法律都当成了通往前途的工具。

可惜白玉珍算来算去，没算过法医的眼睛，也没算过证据不会替人撒谎。最终，等待他的不是嘉奖，而是死刑判决。
 
而苗广吉，直到被叫出宿舍的那一刻，恐怕都没想过，杀意会来自身边的熟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信了别人一句话，结果连命都搭了进去。
 
这起案件后来在东北部队系统引发很大震动，枪械管理、哨兵执勤、思想教育都被重新收紧。因为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件事：一个人一旦把前途看得比底线还重，把功利看得比人命还大，再严的门岗也挡不住他心里的歪念头。
 
那声枪响过去很多年，案情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心。它最后留下的警示也不玄乎：想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往往还没走到高处，就已经先把自己推进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