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2001年春天，诊室的灯白得刺眼，片子摆在桌上，肿瘤三厘米，主治医生给她列了两条路：切子宫加放疗，五年生存率八成五以上，这是最稳的，或者保守治疗配合局部放疗，风险大到没边，医生以为这是道送分题。   没想到她只憋了不到三天，就把手术拒了，她给的理由让医生愣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我怕嗓子不行了"这不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话，那两天她把自己关在书房，桌上堆的全是厚到能砸人的医学论文，一本一本划线做笔记。   她还专门托人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声学实验室要来一份报告，研究的是腹压结构和声带共鸣之间的关系，她把这件事研究得比主治医生还透，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开这一刀，嗓子可能就不是原来那把嗓子了。   哪怕只是"可能"，她也不敢赌，外人听了觉得荒唐，用八成五的命，去换一把嗓子，这账怎么算都不对，但你得知道，对她来说，嗓音不是职业工具。   是她成为她自己的唯一凭证，打小漂着长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站在舞台上那把声音，是她和这个世界之间最结实的一根绳子，还有一件事她从没有对外讲过，她心里藏着一个念想，这辈子想真真正正当一回妈妈，哪怕知道概率渺茫，切了子宫，这条路就彻底断了。   所以她把整条命押上去，赌了一个"也许老天爷会手软，不再复发"，老天爷没手软，两年后癌细胞满身乱跑，她的止痛药从名牌口红换成了强效止痛药，装在同一个金笔盒里，后台疼得直不起腰就躲在角落偷偷吃两粒，缓过来了，再走回台前。   她在这种状态下，坚持把告别演唱会撑完了，凤冠八斤多重，戴在化疗后往外渗水的头皮上，每一秒都像被火烤，六米多的婚纱拖尾，她一场没落地拖到了谢幕，双腿已经麻到分不清踩的是地还是棉花。   排练《夕阳之歌》的时候，她唱到中途气就断了，死死扣着麦克风杆子撑了将近半分钟，缓过来之后，她冲着乐队大喊："再来最后一遍"，正式上台，她规定自己绝不降调，每一句开口之前先深吸一口气，就这么一句一句把整场演唱会撑了下来。   最后一场结束，她躺在病床上，手都抬不起来了，问守在旁边的医生："我唱得好不好呀"，得到点头，她才像终于交完了一份什么重要的卷子，闭上了眼睛。   12月30号，她走了，全程没喊过一个疼字，没抱怨过一句，连身后要穿的裙子绣哪朵牡丹花，都交代得一丝不苟，"好看了，大家才觉得漂亮"，她走后三个月，主治医生在采访里说了一句话，语气平静，却让听的人心头一紧："以她的条件，真是有天大的机会能救回来"。   有人听了这话恨得直拍大腿，觉得她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但换个角度想，要是嗓子变了，要是母亲这个身份永远轮不到她，那种"活着"对她来说究竟算什么，她从来就不是在跟死神谈条件，她是在为自己最后争一个仪式。   来这世上一场，得漂漂亮亮，走的时候，也得走的完整。信息来源：澎湃新闻——那是1999年的一天，梅艳芳很美，张国荣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