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潘家老宅灯火昏暗，潘祖年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他招手让下人都出去，只留下年仅20岁的孙媳妇丁达于，躺在床上的他，艰难抬头，说："你守寡已经两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后，你也一定不要改嫁，我有大事要托你。" 丁达于没有立刻说话，她盯着床头的烛火，心里清楚，潘祖年说的"大事"，是那两口压在老宅里的青铜大鼎。 这两件东西来头不小。大盂鼎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几经转手，最终落到了潘祖荫手里，背后还绕着一段晚清官场的恩义。 咸丰九年，左宗棠遭人谗言诬陷，险些获罪，是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出面上奏，力保宗棠脱困。左宗棠此后在西北任职，得了大盂鼎，念着当年被救的情分，辗转将鼎转赠于潘祖荫。 大克鼎则是光绪年间在陕西扶风出土，出土后不久归潘祖荫所有。潘祖荫曾说，天下三宝他得其二，所谓三宝，指的是大盂鼎、大克鼎与毛公鼎。 1890年潘祖荫去世，无子女，家产由弟弟潘祖年接手，两鼎随之运回苏州。 世道不安稳，惦记这两口鼎的人从来不少。光绪末年，端方任两江总督，多次设法想取走两鼎，均被潘祖年拒绝。端方此人是晚清有名的金石收藏家，手里不乏重器，可偏偏对这两口鼎念念不忘。潘祖年守得很紧，从未松口。 直到辛亥年，革命军入川，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潘家才算彻底断了这一层威胁。端方的后人后来因生计艰难，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变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些器物从此流落异邦。 潘祖年当年的坚拒，在事后看来，意义远不止于护住了祖产。 丁达于后来改了姓，从丁达于变成了潘达于，别人问起，她只说门楣不能断。 抗战爆发后，苏州沦陷，日本兵住进了潘家老宅，对着架上挂着的古董来回转悠。有一夜，一个日本军官喝醉了酒在客厅乱晃，差一点就摸到了青铜器。 潘达于当夜没合眼，天刚亮，悄悄找了个老工匠，挖开后院砖地，把两口鼎和一批古器埋进暗坑，上头摆了旧书架和杂物遮掩。 日本兵来搜查，翻箱倒柜，潘达于站出来拦住，语气冷硬。整整八年，潘达于时常在夜里独自去后院，拿小锤子轻敲木箱听有没有裂缝，敲完了跪下磕头。 战事结束了，但潘达于并没有急着把鼎挖出来。外头的局势还没稳，她说没到时候。 1951年7月6日，潘达于写信给华东文化部，信中写道，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愿将两鼎无偿捐献国家。 7月26日，文管会专员赶赴苏州，两口鼎从地下重新抬出。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成，大盂鼎与大克鼎成为镇馆之宝。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落成，大盂鼎北调入京，大克鼎留守上海，双鼎自此分镇京沪。 200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特展，已届百岁的潘达于亲眼看到两鼎重聚，这是它们分离近半个世纪后，头一次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展厅。 2007年，潘达于以103岁高龄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