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否必然发生? 很多人提起安史之乱,都觉得是安禄山野心大、唐玄宗宠信杨贵妃荒废朝政,才闹出这场持续八年的大乱,甚至觉得这是一场偶然发生的变故。 其实翻看真实的唐朝历史就能明白,安史之乱根本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唐朝积攒了几十年的矛盾彻底爆发,就算没有安禄山和史思明,也会有其他边关将领起兵造反,只是时间早晚和由谁挑起的区别。 想要看懂这件事,得先从唐朝最基础的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说起。 唐朝初年一直推行均田制,简单来说就是朝廷按照人口,把无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有了固定土地,既能安心种地交税,保障朝廷财政收入,也能在农闲时参与军事训练,战时从军打仗,也就是配套的府兵制。 府兵制实行的时候,全国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关中地区,用来保卫京城和中央朝廷,边关驻守的兵力有限,地方完全没有实力和中央对抗,整个国家的军事格局是内重外轻,朝廷牢牢掌控着全局。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看似一片繁荣,也就是后人常说的开元盛世,但土地兼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朝廷没有有效管控地主和官僚阶层,他们靠着权势不断侵占农民的土地,大量均田被变成私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要么沦为地主的佃户,要么四处逃亡成为流民,均田制慢慢彻底瓦解。 均田制一垮,府兵制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没有固定土地的农民,没办法再承担府兵的义务,折冲府也就是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机构,慢慢到了无兵可征的地步,全国折冲府陆续空缺,原有的兵农合一体系完全崩溃。 朝廷没办法维持府兵制,只能改用募兵制,也就是由朝廷出钱招募职业军人当兵,专门负责驻守边关、抵御外敌。 而当时唐朝疆域辽阔,边关常年有吐蕃、契丹等部族侵扰,需要长期驻守重兵,朝廷为了方便管理,又在边关设立节度使。 一开始节度使只是掌管军事,后来为了提升边关作战和后勤效率,朝廷把辖区内的行政、财政、税收、户籍管理权全都交给节度使,节度使慢慢变成了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地方最高长官,州郡官员都要听从节度使调遣,边关各镇几乎成了节度使的独立地盘。 募兵制下的士兵,大多是流民、无业人员,还有边疆的少数民族部族子弟,他们一辈子从军,只听从直接统领自己的将领,只认给他们发粮发饷的节度使,根本没有效忠朝廷的概念,和节度使形成了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到了天宝年间,全国总兵力大概六十万,其中四十九万都分布在各个边关藩镇,京城和内地驻守的军队不足十万,而且常年不参与战事,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差,军事格局彻底变成内轻外重,地方军事实力远超中央,这就给叛乱埋下了无法挽回的隐患。 安禄山能起兵造反,正是抓住了这个制度漏洞。 安禄山原本是边关的互市牙郎,精通多族语言,后来从军后靠着战功和讨好朝廷,逐步获得提拔。 天宝元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之后又陆续兼任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个藩镇地域相连,驻守的兵力多达十五万。 而且都是常年征战的精锐部队,战马、粮草、兵器储备充足,整个河北地区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朝廷根本插不上手,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制衡。 除了制度崩坏,唐朝朝堂的政治乱象,也在不断加速矛盾爆发,让安史之乱的到来变得无法避免。 唐玄宗在位前期,确实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能宰相,整顿吏治,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 但改元天宝之后,唐玄宗年纪渐长,慢慢变得贪图享乐,不再勤于政事,把朝廷大权交给宰相打理,自己一心沉迷声色,生活极度奢靡。 先是李林甫担任宰相长达十九年,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兄长,只会结党营私的杨国忠又接任宰相。 他和安禄山之间矛盾极深,两人互相敌视,不断在朝堂和地方互相打压。 只是杨国忠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建议削弱他的权力,唐玄宗却始终不信,依旧对安禄山宠信有加。 既没有及时化解两人的矛盾,也没有采取措施防范安禄山,反而让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成为安禄山起兵的直接借口。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清君侧为借口,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 中原地区因为常年太平,百姓和官员都没见过战事,各地守军毫无抵抗之力,叛军很快攻下洛阳,之后又攻破潼关,直逼长安。 唐玄宗只能带着皇室成员仓皇出逃蜀中,这场大乱彻底爆发,一直持续到广德元年才彻底平定,唐朝也从此由盛转衰,再也回不到开元盛世的局面。 综合来看,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某一个人的野心或者某一件事的失误导致的,而是均田制崩溃、府兵制瓦解、节度使权力失控、朝堂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 这些问题从开元年间就开始积攒,一步步恶化,朝廷始终没有做出有效的整改和补救,矛盾越积越重,最终只能以叛乱的形式彻底爆发。 所以说,安史之乱是唐朝必然会发生的动乱,是躲不开、避不了的. 就算没有安禄山,按照当时的局势,用不了多久,也会有其他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走上起兵叛乱的道路,这是唐朝制度和统治模式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