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1949年12月，解放战争局势已定，人民解放军逼近成都，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濒临瓦解，成都城内人心惶惶，各类撤离通道愈发紧张，军用机票更是一票难求，成为彼时撤离大陆的稀缺资源。 国画大师张大千彼时定居成都，眼见时局急转直下，决意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面对机票紧缺的困境，他借助与国民党高官张群的私交，多方奔走协调，最终拿到了当时飞往台北的最后三张军用机票，这也是彼时为数不多能顺利离蓉赴台的通行凭证。   此次登机随行人员经过再三斟酌，三张机票最终确定由张大千本人、四夫人徐雯波，以及张大千第二任夫人黄凝素的三岁幼女张心沛三人使用，受限于机票数量，家中其他亲属均无法一同随行，只能留在成都。   张大千此番撤离，格外看重自己耗时数年潜心临摹的敦煌壁画，这些作品是他1941年至1943年远赴敦煌，耗费大量心血临摹而成的艺术珍品，凝聚了他对敦煌艺术的钻研与传承，临行前他精心整理好数十幅敦煌临摹壁画，妥善打包后随身携带，确保画作能随自己一同登机撤离。   12月6日清晨，天色未亮，张大千一行人便赶赴成都新津机场，彼时机场已是一片混乱，撤离人员拥挤不堪，军用飞机负载已接近饱和，登机流程极为严苛。   张大千搭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专属座车抵达机场，凭借张群的关照顺利通过安检核验，带着随行人员与打包好的敦煌临摹壁画，登上了这架飞往台北的军用飞机。   当时飞机载重有限，为了妥善安置这批壁画，负责文物撤离的杭立武甚至舍弃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二十余两黄金行李，腾出空间装载画作，双方还当场约定，这批画作抵达台湾后将捐赠给相关文博机构保管。   飞机最终顺利起飞离开成都飞往台北松山机场，标志着张大千正式告别大陆，此次随行的敦煌临摹壁画，经后续清点共计六十余幅，另有少量张大千私人收藏古画。   这批作品抵达台湾后，依照此前约定交由相关部门保管，后续归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体系，成为台北馆藏中重要的近现代艺术珍品，而张大千自此开启了旅居海外的生涯，先后在台湾、香港、巴西、美国等地定居。   虽此后再未重返大陆，但这批随身携带的敦煌临摹壁画，成为他艺术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也见证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物迁徙与艺术传承，这段撤离经历也成为近现代艺术史上一段真实的历史印记，全程均有据可考，无任何虚构演绎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