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一位曾参加三峡大坝修建的工程师说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曾在大坝修建之前，我国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曾多次表示不能修建大坝，但却遭到了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94年，长江三峡，机器轰鸣，一座185米高的巨坝开始在江面上生长，工期整整压了12年，烧掉近千亿元，2006年竣工那天，全长2309米的三峡大坝成了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之一，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度，连一度电的价格都压到了八分钱。   但有个人，始终没能走进那扇门，黄万里，中国最难缠的水利工程师，不是因为他脾气差，而是因为他太能说准。   1957年，三门峡大坝的论证会上，七十多位国内顶尖学者济济一堂，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被捧得高高的，会场里充满了“伟大工程”的热烈气氛，只有黄万里，把一桶冷水直接泼了上去。   他说得很直白：拦河高坝一旦截断泥沙，黄河上游的水位会年年往上涨，关中平原的农田最终会被淹进去。   1960年，三门峡大坝如期竣工，仅仅四年后，潼关的河床整整抬高了4.6米，“拦门沙”堵死了排水通道，四台发电机组被迫停机，年发电量萎缩到20万千瓦，远远低于最初的设想，数十万陕西关中百姓，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   黄万里的预言，字字兑现，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教训，他在1980年代再次站了出来，这回他盯住的，是更大的目标——三峡，他抛出三个字眼，每一个都刺耳。   造陆受阻：大坝把泥沙全截在上游，苏北冲积平原的成陆进程会被切断，川渝被淹：时间一长，重庆上游河槽会被堵死，水位年年抬升，良田迟早进水，最要命的那条，他用了“致命软肋”四个字——三峡一旦成为敌方打击目标，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恐慌。   他说，与其建这个，不如去搞别的发电方式，总账算下来弊大于利，然后他放了那句最狠的话：非要建，结局就是被炸掉。   这番话在当时的学术圈几乎没掀起任何浪花，最终论证会召开的时候，黄万里连入场券都没拿到，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   不让他进场，说明不是技术上驳倒了他，而是绕开了他，决策的齿轮已经咬合，防洪、航运、发电这三张牌打出去，政治与经济的合力远比一个工程师的警告更有分量，风险不是被消解了，而是被搁置了——搁置给了时间，搁置给了后来者。   三峡建成后，宏观收益确实是真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大幅提升，汛期的洪峰被一次次削平，航道疏通，货轮进出顺畅，沿江经济带吃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但黄万里担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消失，只是迟到了，库区水质逐年下滑，泥沙淤积的速度超出预期，珍稀物种的栖息地被永久淹没在水下。   移民安置问题从未真正平息，几百万人的搬迁带来的矛盾，几十年后仍在发酵，地震频次的上升，也和黄万里当年的警告形成了让人不安的对应。   更不用提那个“军事软肋”的问题——没有战事，不代表风险不存在，只是没被引爆而已。   有意思的是，文章最后的定论往往是：黄万里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的论据站不住脚，三峡总体来看利大于弊，这个结论没错，但它回避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一项工程是否成功，不能只看它建成那一刻的账单，还要看它把多少成本悄悄转移给了生态、转移给了移民、转移给了几十年后的维护者，黄万里的具体预测有些没有完全实现，但他提出的那个追问方式——谁来承担代价、代价何时兑现——从来没有过时。   黄万里死前，嘴里仍念着“三峡”，不是因为他恨这座坝，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个问题还没有被认真回答过。 信息来源：水利专家黄万里 临终前反对建三峡工程(图)——中华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