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内，德国人约翰·拉贝和几名国际人士正在为难民腾挪住所、筹集粮食。城外炮声未远，城内已经出现另一种争夺：一边是试图保护平民的安全区，一边是急于恢复占领秩序的日本军队。

这场争夺并不对等。

南京安全区由国际委员会负责，拉贝担任主席。大批失去住所的市民涌入其中，希望借助外国人的身份和标记躲过搜捕。安全区不是一堵真正的城墙，国际委员会也没有军队，却在那段时间里承担了收容、救济和交涉的责任。

日本军方并不愿承认安全区拥有独立的管理权。他们需要南京尽快服从占领命令，也需要有人替他们传达命令、登记人口、维持街面秩序。于是，一批熟悉南京地方情况的人被推到了台前。

陶锡三，便是在这样的缝隙中出现的。

他是南京本地人，字宝晋，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早年做过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后来又经营汤山陶庐浴池。到了战乱年代，他还担任南京红卍字会会长，在地方社会中有一定名望。

这样的人，既懂地方事务，也熟悉日本方面的语言和办事方式。对占领军来说，他比一个普通市民更容易控制局面；对陶锡三本人而言，这也意味着一条能够保住财产、保住身份的道路。

问题在于，这条路一旦走上去，就很难再停下来。

一、安全区之外，权力已经换了主人

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周，城市秩序几乎崩溃。原有政府机构撤离，军队溃散，街道上充满难民、伤兵和寻找亲人的百姓。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抢掠、强奸等暴行持续发生，城市很快陷入极端恐怖之中。

安全区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国际委员会委员中有德国人拉贝，也有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等中国成员。他们利用外国机构、学校和教会的场所收容难民。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地，也曾成为避难地点。

拉贝等人不断向日军交涉，要求停止进入安全区抓捕、抢掠和伤害平民。但交涉能够争取到的，只是局部的、短暂的保护。日军士兵并不总是遵守军官命令，安全区也从来没有真正脱离占领军的控制。

“这里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有人这样提醒难民。

这句话听起来冷酷，却是当时的现实。安全区能够救下一部分人，却无法阻止整个城市的暴行。

日本方面要建立自己的行政秩序，国际委员会则试图维持人道救济。两种力量在南京相遇，表面上是机构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却是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对抗。

1938年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随后被关闭。拉贝也在2月下旬离开南京。随着外国人士的保护作用减弱，南京市民面对的直接压力更大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方面开始扶植地方傀儡机构。

1938年1月1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办公地点设在保泰街警察厅。陶锡三被推为会长，孙叔荣任副会长，王春生负责警察事务，王承典、詹荣光等人担任顾问。

这套机构名义上是“自治”，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自主权。重大事务由日军掌握，委员会更多承担传达命令、组织警察、管理居民和配合军事占领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自治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并不完全相同。有留日学生，有失势官员，也有地方社会中的头面人物。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同样的打算，但在日军刺刀下，个人选择很快被放进了占领机器之中。

二、红卍字会的两面身份

红卍字会原本是一个带有宗教和慈善色彩的社会组织，在灾荒、战争和社会救济中都曾开展活动。南京分会拥有一定的社会网络，能够接触商人、居民和地方人士。

正因如此，日本方面很看重它。

陶锡三担任南京红卍字会会长后，组织身份被进一步利用。孙茂荣曾在南京日本领事馆工作，是日本方面在南京物色合作人员的重要中间人。为了便于活动，孙茂荣一度隐藏在红卍字会的关系网络中，并向日本方面推荐陶锡三出面。

这说明，日本扶植伪政权，并不是凭空制造一个机构，而是要从地方社会中寻找能够被利用的资源。

印章、名单、办公地点、旧有关系，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在占领时期都可能变成控制城市的工具。一个熟悉街坊情况的人，可以帮助日军寻找目标；一个拥有社会名望的人，可以替占领政策披上一层“地方自治”的外衣。

陶锡三的经历，也反映了旧式地方精英的矛盾处境。他曾接受日本教育，熟悉日本制度，却没有因此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日本方面需要他时，给他职位、给他保护；不需要他时，他仍然只是被支配的一方。

这不是为其行为开脱。

自治委员会参与了日军的统治安排，协助维持警察系统，并被卷入驱赶难民、强征妇女等行动。无论个人当时有多少恐惧和犹豫，一旦签字、发令、执行，就会对普通人造成实际伤害。

红卍字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陶锡三负责伪政权事务，张南梧却曾利用红卍字会副会长的身份掩护抗敌活动。后来由于消息泄露，张南梧被迫离开南京。

同一个组织中，既有人与侵略者合作，也有人借组织外壳进行抵抗。这种撕裂，正是沦陷区社会的真实状态。机构名称没有变，里面的人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三、三天之内，三百名妇女被推入黑暗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建立慰安所，并通过军方、警察和地方协作者寻找女性。所谓“征募”，在实际执行中常常伴随着欺骗、威胁、绑架和强迫。

1937年12月18日至20日，南京出现集中强征妇女的情况，相关资料记载人数约三百名。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地，都曾发生妇女被强行带走的事件。

这个数字背后不是一张简单的名单，而是三百个被切断生活的人。

她们可能来自不同家庭，有的原本是学生，有的是普通居民，也有人在逃难中失去亲人。日军所建立的慰安所制度，并非临时起意的个别犯罪，而是伴随侵略军队运行的制度性暴行。

地方伪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中介角色。

日军负责提出要求，地方人员负责寻找、登记、带路和维持秩序。警察厅长王春生等人承受着日方压力，无法完成任务时，甚至会遭到日军特务的殴打和威胁。

“人还没有找够。”

“这是命令，不是商量。”

类似的对话，或许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占领关系已经决定了双方的地位。伪机构看起来有办公室、有职员、有警察，实际上却没有拒绝命令的权力。

但没有权力，并不等于没有责任。

协助者当然可能害怕，也可能被迫执行，可他们的行为仍然扩大了暴行的范围。对于被抓走的妇女和她们的家庭来说，命令来自何处并不能改变伤害已经发生。

南京的悲剧不能只归结为某几个地方人物，也不能因为伪政权受到日本控制，就抹去其在具体行动中的责任。侵略军是暴行的主要实施者，地方合作者则使暴行更容易深入街巷、学校和居民家庭。

这正是伪政权最危险的地方。

它把占领军的命令，转化成了中国人看得懂的通知、警察能够执行的行动，以及普通百姓无法躲避的现实。

四、一场宴席撕开了“保护”的假面

陶锡三曾努力与日本军官保持亲近关系。日本军队控制南京后，物资极度匮乏，普通人连基本食物都难以获得，他却能为日军军官安排宴席，甚至从镇江设法采购鸡鸭等禽畜。

这类宴请并不只是吃饭。

对陶锡三来说，这是表明忠诚、巩固位置的机会；对日本军官来说，则是接受地方人物献媚的一种方式。宴席上有酒菜、有客套话，也有占领者对合作者的审视。

1938年元宵节前后，陶锡三在宅邸宴请日本军官。宴席进行时，日军军官的侍卫进入内室，对陶锡三的女儿和姨太太实施了侵害。

关于这起事件的具体细节，现有叙述并不完全一致，能够确认的核心事实是：陶锡三家中女性遭到日军人员侵犯，他向日本方面求助，却没有得到应有处理。

这场宴席的意义，远不止一个家庭的遭遇。

陶锡三曾以为，职位、交往和献媚能够换来安全。可是，在侵略者眼中，他首先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地方人物，其次才是有家庭、有尊严的个人。

当他的家人受到伤害时，他没有可以平等交涉的对象，也没有能够约束日军的法律。昔日的社会地位，在刺刀面前变得十分脆弱。

更讽刺的是，陶锡三此前参与的那套权力体系，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普通百姓。安全区中的难民没有选择权，被强征的妇女没有申辩机会，而当暴力落到自己家人身上时，他才直接感受到这种制度的残酷。

这种遭遇不能抵销他的责任，却能说明汉奸地位的真实处境：他们在占领体系中有一定利用价值，却始终不是主人。

陶锡三后来多次提出辞职，但日本方面并不轻易放人。一个伪机构的负责人，只要还能够替日军维持秩序，就不能按照个人意愿退出。

1938年1月29日，陶锡三的住宅又遭到日军洗劫。宅门上即使挂有自治委员会会长的身份标志，也没有形成真正保护。所谓保护布告，在武力面前往往只是纸张。

五、自治委员会消失以后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并没有长期存在。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主持的伪“维新政府”成立，自治委员会被废除，原有地方机构被纳入新的伪政权体系。

陶锡三于3月14日正式提出辞职，但此时的辞职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变动。他既无法摆脱此前参与伪政权的责任，也未能获得日本方面真正的信任。

后来，他出任伪“维新政府”立法委员。职位变了，处境却没有根本变化。伪政权需要地方人物装点门面，也需要他们承担政治责任；至于这些人是否真有决定权，并不重要。

南京的伪政权换了名称，城市仍然处在日本军事控制之下。所谓政府，只能在占领者允许的范围内处理事务。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权，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也无法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日军伤害。

陶锡三并不是南京唯一的合作者。孙茂荣、王春生、王承典等人，分别在不同层面参与了日伪统治。有人负责联络，有人管理警察，有人担任顾问，有人负责对外维持地方机构的体面。

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动机也未必相同，但共同点很清楚：他们把自身置于侵略者搭建的政治框架之内，并以不同方式帮助这套框架运转。

也有人没有走这条路。

张南梧借红卍字会掩护抗敌活动，暴露后被迫离开南京。安全区的工作人员、教会人士和普通市民，也在各自条件下保护难民、保存资料、传递消息。

战乱中并不存在一张简单的黑白名单。有人在压力下沉默，有人为了自保妥协，有人主动迎合侵略者，也有人冒险抵抗。但面对强征、驱逐和杀戮，主动协助者仍然不能把责任推给环境。

六、战后审判与一个家庭的余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的伪政权成员受到清算。汉奸审判不仅针对公开担任职务的人，也涉及他们在占领期间的具体行为。陶锡三被判刑，财产被没收。

这一结果并不突然。

他曾担任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又担任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后来成为伪“维新政府”立法委员。这些职务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不是普通的被动旁观者。

1948年4月，陶锡三刑满出狱。同年6月，他病逝，终年73岁。

他的陶庐浴池后来成为蒋介石温泉别墅的一部分，原有的私人产业和政治身份都已经离他远去。对于一个在沦陷时期试图借职务保全自身的人来说，结局既包含法律惩罚，也包含身份崩塌。

不过，陶锡三家人遭受日军侵害这一事实，也不能被用来替他洗脱罪责。侵略者的暴行需要追究，地方协作者的责任同样需要厘清。两者并不冲突。

南京沦陷后的伪政权，依靠的是占领军的武力，却借用了地方社会的组织、语言和人际关系。它让命令更快传到百姓身边，也让暴行更容易伪装成“行政事务”。

陶锡三的经历，正好暴露了这种体系的两面：他曾帮助侵略者控制南京，也曾在日军暴力面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保护力量。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加害体系的参与者和占领暴力的受害者，但这两种身份不能相互抵消。

1948年6月，陶锡三病逝。留在案卷中的，是他的职务、判决和财产处置；留在南京那段历史中的，则是伪政权如何进入城市基层，以及它怎样把一场侵略战争变成普通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