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9日晚上9时50分，重庆市渝中区观音岩枣子岚垭巷，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在昏暗的巷子里匆匆行走。

他并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重庆警方已经获得了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这个男子即将与他的情妇全泓燕在“上次下雨的地方”见面。

警方迅速分析研判，“下雨的地方”极有可能是渝中区的南纪门和观音岩两个地方，两队人马火速分赴两地设伏。

当这名男子出现在巷口时，守候多时的刑警们立即行动。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男子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腰间——那里藏着一把已经上膛的五四式手枪。

然而，刑警们的动作更快，几名壮汉猛扑上去，死死将他按倒在地，双手被反铐在身后，直到被完全制服，这名男子才放弃了挣扎，低下了头。

他后来对审讯人员说了一句话：“重庆警方太厉害了，连0.1秒自杀的时间也不给我。”

这个人，就是身负20多条人命、抢劫现金首饰价值600多万元、横跨渝湘鄂作案长达6年之久的悍匪张君。

张君被押解进看守所后，他最后的看守所生涯一共有244天。

刚进看守所时，这个杀人如麻的悍匪其实内心充满了恐惧。据看守人员后来回忆，张君之所以害怕，是因为1983年他曾被捕入狱，当时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态度比较粗暴。这次犯的事比那时大得多，他担心一进看守所就会遭到私下的殴打。

然而，警方对他的处置却出乎意料地人道。重庆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专门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看守他，负责他的日常生活、思想转化和审讯工作。看守人员从一开始就明确一个原则：“不管是对待怎样的罪犯，都应该有正常的心态，他们是人，所以应该有‘人’的待遇。”

过了几天，张君见看守人员都对他很客气，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时常拉着看守人员，讲些他从前作奸犯科的事情，得意的时候便摇头晃脑。

后来，看守人员发现他喜欢下棋，就安排人陪他下。起初他的棋艺很差，有走必输，输了棋就耍赖，情绪波动很大。

经过开导，他向看守人员提出想好好学棋。看守人员真的给他找来了一本《棋谱》，他看得挺认真，不明白的概念也常常来请教。

大约一个月后，他的棋艺有了很大的长进，看守人员也适当调整了和他下棋的策略，有输有赢，他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但他赢得起输不起，只要输棋就情绪低落，要么“不来了”，要么抱怨“不好耍”；只要赢了一局，就得意忘形地嚷着求民警再下。

民警有时故意连赢两局后放水输一局，借此教育他：“人生在世，成功与失败都会遇到。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其恶行违背了公理，输给了民心。”

在监管民警的耐心教育下，张君逐渐收敛起往日的嚣张。

起初，他对背监规嗤之以鼻，认为自己“死到临头”，没必要遵守这些规矩。民警明确告诉他：“你的案情虽然特殊，但我们同时也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在看守所，只有特殊的管教措施，永远不会有特殊的犯人！”

渐渐地，张君开始改变态度。他甚至学会了使用文明用语——有事要喊“报告”，得到帮助要说“谢谢”。有一次，一位民警将自己的板蓝根冲剂送给张君，叮嘱他预防感冒，这个杀人魔王的眼圈竟有些发潮，说：“谢谢干部，我就把它当成咖啡喝。”

他对民警感叹：“我张君从来没有服过谁，但这次，我不得不服了。”

然而，这个表面上慢慢“适应”了看守所生活的张君，内心深处复杂扭曲的性格却在这段时间里展露无遗。

他把自己装扮成硬汉，特别是听说有人想把他的恶行拍成电视剧时，他竟高兴了好几天，这种畸形的“成就感”，折射出他极度扭曲的价值观。

但在另一些时候，他也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9月23日，当新华社记者首次进入看守所对他进行专访时，这个杀人魔头却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一面。

采访刚开始，记者从“我们都出身农家，有相似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切入，询问他为何走上犯罪道路时，张君竟突然埋下头，双手抱着脑袋，发出低声的哭泣。

审讯室里只听得见这个悍匪的痛哭声，约两分钟后抽泣声才渐渐停止，可转瞬之间他又继续哭泣，不时撩起白背心擦拭眼泪和鼻涕。

警官不得不递上纸巾，记者也只好耐心等待。

这场哭泣断断续续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警官点上一支烟递给他，抽了半支后，他才抬起头说：“你现在可以问了。”

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在触及内心深处某些柔软角落时，竟露出了如此脆弱的一面。

哭过之后的张君似乎放下了某些戒备，开始向记者袒露他那套极端利己主义的生存哲学。

当被问及1994年在重庆杀害一名卖面的农民、抢走6000元血汗钱的动机时，他面无表情地说：“当时我身上没有多少钱，只有一支枪，我要生活，就杀了他，就这么简单。”

记者追问：“你的意思是为了你自己的所谓生存，就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存？”

张君无言以对。

当谈到被他亲手杀死的一名同伙时，他的解释更加冷酷：“我杀了他，可以延续我的生命，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我这人只讲生存，不讲义气。”

对于自己在多个城市豢养的情妇，他同样毫无感情可言：“我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女人，有几个。因为住宾馆开支大，又要查房，不安全。女人嘛，可以给我提供保护。我对她们没有爱，只是利用。”

这番话赤裸裸地揭示出张君人性的彻底沦丧——在他眼中，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一旦妨碍自己生存，无论是无辜路人还是同伙情妇，都可弃如敝履甚至痛下杀手。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张君狡诈多疑的本性丝毫未改。

由于长年流亡、昼伏夜出，他养成了白天昏昏欲睡、夜晚精神抖擞的作息规律。即使进了看守所，这种习惯仍然难以改变——每到深夜，他的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出神。

管教民警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张君其实是在伺机寻找逃跑的机会。

一天凌晨3点多，他突然翻身坐起来，使劲摇晃着刑具，监室里顿时响起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在场武警和值班民警立即严词警告：“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一个被擒获归案的在押犯。告诉你，在这里，你须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想跑吗？插翅也难逃！”

在严密监控下，张君才渐渐死了这条心。

当湖南警方来渝提审他时，他一进重案提审室，便用手指一抹桌子，发现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尘，笑道：“重庆有好几个月没有发大案子。”

审讯过程中，从监室外飘来一股汽油味，他很警惕地嗅了嗅，随即又听了听距此50米外的轮船汽笛声和汽车马达轰鸣声，竟准确判断出自己所在看守所的位置在长江边或高速公路旁。

当警方直截了当告诉他“你杀了这么多人，你的死期到了”，张君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见得，在枪响之前，我都还有希望。”

为了这“枪响之前”的希望，这个生性狡诈的匪徒仍在暗中观察、伺机而动。

好几次，他用语言试探看守民警：“我反正都是要被枪毙的人了，你们何必还费那么多的精力这么严密地看管我？”

每次被提审，他都要东张西望，四处观察地形，寻找任何可能的破绽。他甚至会在每次戴手铐的瞬间趁机活动肌肉，生怕关节“生锈了”——他对自己的身体始终充满自信，认为强壮的身体或许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然而，看守所的监管措施之严密，远远超出了张君的想象。

从公安部到重庆市公安局，一道道指令层层下达：确保绝对安全，绝不能出现脱逃、自杀、自残，“绝不能破一点皮”。

监管总队抽调了60名精干警力和40名武警官兵，对张君实行“多人包挟控制”式的监管，从他吃饭、解手、睡觉，到看守民警该站在什么位置，都作出了详细的安排。哪怕是张君的任何举手投足，都在看守民警的严密监控之中。

尽管白天看似平静，夜晚的张君却常被噩梦缠绕。

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值班民警讲述头天晚上做的梦，内容“基本上都是在逃亡，有时还拖着半截脚镣在跑”。

2000年11月22日夜，他做了一个荒唐的梦——梦见自己开了一所偷盗学校，他的小学校长竟然在这所学校当学生，民警听了哭笑不得。

但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9月19日被捕当天早晨做的一个梦——他梦见去世多年的父亲，音容笑貌格外清晰，父亲喊他“幺娃”，他喊“爹呀”，走过去跪在父亲脚下痛哭，惭愧没有尽孝道照顾老人。

醒来后他讲给情妇听，对方说梦见去世亲人不吉利，结果当晚他就被捕了。

虽然张君极力否认这个梦与落网有关，但这个梦却真实地折射出他在人民政权的强大压力下，内心早已充满恐惧与心虚。

与家人的通信，是张君在看守所里为数不多的情感出口。

2000年11月16日，他给湖南老家的前妻肖月娥写了一封信，怒气冲冲地指责她当年对他不好，几次将他赶出家门，却没有对她说一句对不起——他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希望肖月娥能够接纳他和情妇杨明燕所生的女儿。

同一天，他也给两个儿子写了信，说对不起他们，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过普通人的生活”。

第二年3月，肖月娥的回信寄到了看守所。

她在信中写道：“你的3个儿女是无辜的，他们没有权利去选择父母，如果他们有选择的余地，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不会选择像你这样的父亲……愿你一走能带走我们之间的爱和恨，让我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静静地把儿子抚养成人。”

而两个儿子的回信更加决绝：“我们没有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父亲。我们为家里有你这样一个恶魔而感到可耻。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你去下地狱吧！”

2001年2月9日，张君曾与在常德的大儿子通过一次电话，他泪流满面地向儿子道歉，但电话那头，儿子始终没有叫出一声“爸爸”。

情妇陈乐的信，曾让张君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温柔笑容。

陈乐在湖南常德狱中给他写信，落款时写道：“情人节到来的时候，望你‘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快乐！’”

张君一直把这封信装在牛仔衬衫的口袋里，当记者采访时，他笑眯眯地将信拿出来给记者看，说：“这是陈乐给我的礼物。”

而另一个情妇杨明燕的命运，他也始终牵挂在心。

3月31日，当他接到起诉书、看到11名被告名单中杨明燕的名字时，目光久久停在那里，良久才说：“看来，杨明燕的罪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张君的供述内容，是警方深挖余罪的重要突破口。

落网后，专案组立即对张君进行突审，挖出了其团伙枪支弹药来源的重大线索。

根据张君的交代，重庆警方两赴云南，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于近日在云南河口、平远、开远、昆明等地，将涉嫌为张君团伙提供枪支弹药的犯罪嫌疑人莫金英、纳波、陈世星、王珊、周家庆抓获。

据5人初步交代，张君团伙先后多次从纳波、莫金英、陈世星手中购买大量枪支弹药，这些武器均由3人从境外走私贩运而来。张君手持的那支夺去多人生命的五四式手枪，是他于1994年从纳波手中买到的，此枪已在张君落网时被警方缴获。

更令人震惊的是张君交代的那些未遂的惊天大案。

2001年2月7日，在重庆市看守所审讯室里，张君面对来自常德的公安民警交代道：“我原准备在安乡县我家乡与我同学许军，密谋策划用炸药炸开安乡县农业银行金库抢钱的。”

据张君供述，许军将农业银行金库的位置、值班经警的人员布置、地点，都详详细细地画了一张草图。为此，赵正洪、李泽军、陈世清等人按张君的吩咐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氧割技术训练，并反复研究出了几套打开金库铁门的计划方案，其中一方案割不开，就用炸药炸开它，准备在8、9月份时机一成熟就动手。

由于没有逮着对农业银行金库下手的机会，许军又告诉张君：“要搞就搞胡梦廉，他钱多得很，在海南炒地皮赚了钱不讲，光他儿子结婚收人情钱都收了几十万，胡梦廉家底恐怕不下于500多万。”

于是，张君和许军开始多次密谋抢劫胡梦廉。

1998年8月15日晚，许军按计划打探到胡梦廉回到了家，便打电话通知了张君，并由许军给胡打了一个电话说：“广东一个朋友想拜会你。”

张君等人骗开胡家门进入屋内，当即拨出手枪逼胡交出钱，将胡梦廉夫妻捆了起来，打开保险柜搜出了三张存单，一共有40多万元，逼胡说出密码后，第二天派人去银行取钱，却发现密码是错的，没有取到手。

当晚，张君将胡梦廉夫妻用车拖到了津市市保河堤镇不远的一块棉地里，用枪杀死他们，并将尸体埋在了鼎城区豪口河滩上。

这起未遂的抢劫杀人案，成为后来“9·1”常德大劫案的导火索——因为没有从胡梦廉家弄到钱，张君一伙铤而走险，制造了震惊全国的“9·1”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

张君在供述中，对同伙的态度充满了实用主义的冷酷。

他承认自己“不讲义气，只讲生存原则，对我有利的我就要做，对我不利的我就要除掉”，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哲学，导致在法庭上，张君团伙出现了“狗咬狗”的局面。

在武广劫案的调查中，张君供述王雨参与了准备工作，还教李泽军、陈世清枪械知识，但王雨当庭否认；在南平冲关的案件中，张君说把手枪给了赵正洪，赵正洪同样否认。这个曾经被张君自吹“团结”的犯罪团伙，在法律的审判面前，彻底现出了自私自利的原形。

2001年4月13日，公审前一天，新华社记者再次采访张君。

此时的张君与半年前判若两人——走进审讯室时，他脑袋向右肩耷拉，眼睑下垂，说话声音始终很小，彻底放弃了刚被擒时那种故作镇静的伪装。

他承认自己“最终还是没斗过警察”，哀叹“这条路始终走不通，你可以小心一天、一个月、一年，但最终不可能逃脱。”

当记者问他对那些被无辜伤害的人想说些什么时，他淡然一笑，称自己“也知道对不起，但面子观念强，说不出口”。

这个曾经狂妄自大的悍匪，此刻已彻底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将至。

他请求审讯前给自己理发、修面，穿一套新西装上法庭，不过是“想最后一次满足自己脆弱的虚荣心”。

他说：“我现在只看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比如今天的阳光，窗口的那几片树叶。”

说着偏过头朝窗外望了一眼，但很快就收回眼光，低下头去。最后，他闭上眼睛，木然地说：“我现在只想早点审判，结束生命。”

一审判决下达后，张君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三十天。

这一个月，是他从绝望到挣扎、从伪装坚强到彻底崩溃的全过程。

2001年4月21日，当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时，这个曾经狂妄自大的悍匪终于感受到了末日来临的窒息感。

他变得情绪特别消沉，神情沮丧，话也少了许多。

几次深更半夜，他从熟睡中突然翻身坐起来，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随即低声抽泣——噩梦开始频繁地缠绕着他，让他不得安宁。

他后来告诉看守民警，那些梦里，“基本上都是在逃亡，有时还拖着半截脚镣在跑”。

一审判决死刑后，张君没有提出上诉。

他对提审他的民警坦承：“我的罪行足可以枪毙120次。”

随着二审日期的临近，张君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他多次恳请民警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希望从湖南老家寄一双新布鞋来重庆。

他说，老家有规矩：“上路”的人都要穿布鞋。民警满足了他的要求。那双崭新的布鞋寄到后，张君穿在脚上，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踏上那条不归路。

5月19日下午4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看守所，向张君送达二审传票，通知他第二天早晨9时开庭宣判最后的复核结果。

接过传票的那一刻，张君似乎感觉到末日更加临近，他问看守所所长刘泽伦：“我是不是要‘走’了？”

5月19日夜晚，是张君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夜。

他与往常一样，在监舍里吃完了人生最后一顿晚餐——他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餐，警方为了确保他情绪稳定，没有让他从饭菜中察觉到任何异样。

按照监规，晚上10时30分，张君准时睡觉，但他并没有真正入睡，而是与同监舍的人下了一个通宵的棋。

自从一审之后，他的精神状态就大不如前，下棋时常常精神不能集中，这一夜竟然盘盘皆输，一局未赢。他的意志几乎垮了，内心惊恐万分，却又极力掩饰，强作笑颜对盘盘赢他的民警说：“恢复一阵就可以打个平手，只是时间不多了。”

5月20日早晨7时10分，晨曦透过看守所的铁窗，洒在张君苍白的脸上。

全副武装的法警来到监舍，将他提押出来。

张君刚刚吃完一盒方便面，当手持警绳的法警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今天不是戴手铐，而是上警绳。

他的脸色陡然变得惨白，绝望中的垂死挣扎开始了。

4名强悍高大的法警将他手铐去掉，用手指粗的麻绳像缠麻花般将他双手反捆起来。

张君发出绝望的哭嚎，那声音夸张如女声，刺耳地回荡在看守所的每一个角落。他整个身子在颤抖，眼球突出，满脸通红，五官扭曲变形。

法警鄙夷地斥责：“别吼了，你表演太夸张了。”

张君瞪着血红的眼睛，挣扎着活动双手：“我痛呀，痛到心尖尖里去了。我好没有面子呀！”

上午8时，民警问张君：“假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你有什么想法？”

张君回答说：“我这个人是个悲剧，我太自不量力了！太自不量力了！一个人与社会、与政府作对，就是今天这个结局，而且最终也是这样的结局。”

当民警问他是否后悔时，他说“后悔”。

他感谢重庆公安将他抓获，让他有机会在法庭上向无辜受害者的亲人说一声对不起。他说，因为他的罪恶，给不少无辜者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而且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害。如果不是重庆公安将他抓获，不知还要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离开看守所时，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回来了，大声高喊感谢看守所给他吃方便面，并且告诉民警，他对不起杨明燕一家人，对不起被他拉下水的同伙，特别是对不起今天为他陪葬的人。

上午9时，法庭上，当听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死刑的终审裁定后，张君虽然强装镇定、面无表情，但双腿却明显不听使唤，步履蹒跚无法行走，被法警架出法庭。

上午10时半以后，30余辆警车风驰电掣驶向刑场。

行刑前，执法人员留给8名死刑犯5分钟时间，允许他们留下临终遗言。

法官、检察官、法警一群人围住张君，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君请求：“转告我的儿女，长大后千万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千万要转告给他们……”执法者给了他最后的机会：“还有没有话说？”张君想了想，说出了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输得心服口服，我死得心服口服！”

刑场上，随着枪声响起，这个曾经不可一世、背负20多条人命、作案时间跨度长达6年之久的悍匪，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当晚8时10分，记者回访曾经羁押张君8个月零1天、共244个日夜的监舍。

随着电控门开门时发出沉重而低闷的“咣当”声，监舍内空无一人，张君罪恶的灵魂已经到了他早就应当去的地方。

看守所所长刘泽明叮嘱值班民警：“关掉电灯、关掉电视，节约用电。”

他为送走张君这个瘟神而长舒了一口气，而张君在落网后所说的那些话——对生存哲学的冷酷辩解、对无法自杀的耿耿于怀、对儿女的临终嘱托——都随着那声枪响，永远定格在了中国刑侦史的记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