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几百年前就有，不算什么新鲜事，就是叫法不一样，当时称“同年会”。

同年是官场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一般特指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低等级的科举考试不称同年。

那么同年会如何组织？谁出钱？座次如何安排？

御史就以明代为例，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从明代的铨选制度来看，进士登第后，经庶吉士培养或观政考察，最后留任京官的实属少数，大部分进士须出任地方官员。

因此同一科进士，日后要想全部聚齐很不现实。

所以放榜之后，同年会就成为新科进士们彼此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官员政治人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加上整个政治生活中弥漫着浓郁的同年效应，使得士大夫们非常重视“同年”二字的价值。不仅同年之间互相提携照顾，同年的后辈也颇重“世谊”之情。

进士们一旦进入仕途，大规模聚会的机会就很少。

首先是时间上不允许，根据明代的节假制度，除了元旦、元宵、冬至三个法定假期外，每年的“封印”大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故而，正月也就成了同年聚会的最佳时期。

比如成化十二年，举行了成化二年进士科十周年聚会，日子选在正月十二日，参加聚会的有52人；成化十四年冬至，举行了天顺六年乡试同年会，与会者41人。

但是，同年进士以出任地方官者居多，若是没有外官的参与，同年会的存在意义也就大打折扣。而各省距离京师较远，不可能赶在过年的时候到京师参加同年会。

因此，要想举行一次京官、外官的大聚会，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巧了，明代的地方官有三年一度的朝觐考察。洪武初年规定，外官每年朝觐一次，后来觉得费时费力，也不利于地方行政管理。

从洪武二十九年开始，定三年朝觐一次，限当年十二月二十五到京。全国数千官员，大约逗留京师半个月左右，这么长的时间，同年们就可以聚在一起。

相比较与朝觐考察来说，皇帝万寿节无疑为外官相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所有入京朝贺的官员，抱着轻松的心态，与在京同年共叙情谊。

同年会的举办，首先要有发起者与主办者，由他带头统筹安排，撰写请帖，邀请部院各官员参加。

和现在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不同，明代的文人士大夫谱都很大，稍微正规一点的宴请、聚会都要形成书面文件，要不然就显得不够庄重。

成化二十四年，由吴宽（成化八年状元，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牵头，主持了同年会，向在京的同科进士们发出了请帖，原文如下：

兹择正月二十日作同年会者。佳节再临，毕官假于中旬之末；清朝共立，罄私情于一日之间。佥谓故事之当修，维其时矣；强以薄劳而是效，非曰能之。扫门已自乎前朝，燃烛尚宜乎此夜。

坐以叙齿而定，固无所争；饮必尽量而休，更须相劝。诗歌既醉，喜宾主之不分；盟在久要，期子孙之亦讲。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来。卿代口陈，余期面教。

要说还得是状元出马，一篇四六书简，蕴含了很大的信息量，将同年会的时间、地点、缘由、会规等说清楚了。

时间定在正月十二日，恰是元宵长假的最后一天；宴会的地点，根据“强以薄劳”、“扫门已自乎前朝”等字句，可知设宴于吴宽宅第；

聚会的缘由不外乎“佳节再临”、“故事当修”之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筵席上的规矩及活动，标准是按照年龄长幼列座，能喝的多喝点，善吟的多赋诗。

原则就是大家尽兴，不劝酒，不比谁官大，也不比谁有钱。

吴宽发起的同年会，仅限于在京的同年，人数也不多，因此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举办。而要是规模较大的同年会，就要找其他地方了。

大型同年会，为了保证与会同年之间的互动交流，一般安排在白天，至日暮而归。

其举办地点，一般安排在京城周边的学宫或寺庙道观。如京师的武学署、朝天宫、报恩寺、普恩寺、海印寺等都是最常见的聚会场地。

因为参与的人多，事先必须有充分的筹备工作，而且仅凭个人的财力也难以应付。

故而，众人集资成了一种最合理的方式，但AA制在当时显得不太体面，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事先会将出资所得托付给寺庙住持。

不摆谱是同年会再三强调的，以叙齿论坐也是同年会最基本的原则。

用家族式的长幼尊卑，取代日常政治场合中的官秩尊卑，借私人身份来消除彼此间因级别身份而造成的隔阂。

同年会的高潮部分，自然是诗文唱和活动。

唱和场景一般都微醺之际，一人领头首倡，选一个主题，众人皆赋诗以和。聚会结束后，所有诗文汇成一卷并刻成书，一人一本，以作纪念。

明初中期，同年会还比较健康，主要是沟通感情，以叙同年之谊。

但是到了明后期，随着结社、结党风气的盛行，同年会更多的是相互抱团，在政治上形成同盟。这一时期，同年会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相对于会试、殿试同年会，乡试同年会则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原因也很简单，举人的身份、资历、仕途前景都比不上进士，能相互利用的价值也不多，彼此间的联络自然也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