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签下 “一律枪决” 的命令，朱君友的名字赫然在列。可当他被带出牢房时，却发现押解他的两个 “特务” 总朝他使眼色，示意他别说话。

朱君友从小就是成都城里的 “风云人物”。他父亲朱茂先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家里靠煤炭生意发家，富得能称得上 “朱财神”“朱半城”，在四川地界声望极高。

作为家中老六，朱君友自然成了人人羡慕的 “六少爷”，可他半点富家纨绔子弟的坏毛病都没有小时候家里就给了他极好的教育，朱君友也格外珍惜，读书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随着年岁增长，他还接触到了不少进步思想，心里渐渐装下了国家和民族。那时候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主流，可朱君友偏不信这套，没接受父亲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婚事，反而在上学时和杨汇川情投意合，早早确定了恋爱关系。

这杨汇川可不是普通姑娘，她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杨维的女儿，13岁就离家出走参加共青团，后来还考上了四川大学。

她思想比朱君友更进步，和地下党员熊梦碧、吴寄寒来往密切。在杨汇川的启发引导下，朱君友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他还常说：“我参加革命，全是受了她的教育。”

1938年，还在上中学的朱君友就加入了我党外围组织 —— 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凭着出色的组织能力成了骨干，做了不少抗日宣传的实事。

经过多年 “恋爱长跑”，1947年，朱君友不顾父亲反对，和杨汇川正式结婚。其实早在1946年，他就经张澜秘书范朴斋介绍，在成都慈惠堂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还成了民盟成都市第27区分部的负责人，管着财务工作，专门给组织筹集活动经费。

1947年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朱君友更是全身心投入革命：他把哥哥开的建筑社当成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不少同志在这儿开会；还散尽家财资助革命，连范朴斋去香港开展民盟活动，他都送了五两黄金和两枚订婚戒指当经费。

除此之外，他每天晚上在家收听新华社广播，整理成情报交给交通员，还掩护过彭迪先、张友渔等不少进步人士。

在国统区干革命，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1949年11月的一天晚上，朱君友路过成都玉带桥时，遇上特务突袭检查，身上带的进步书刊、传单没来得及处理，当场被捕，关进了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特务们对他动了酷刑，把一米八的他反绑双手吊在梁上 “鸭儿浮水”，打得皮开肉绽，可朱君友硬是守口如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这娇生惯养的 “六少爷” 骨头这么硬。没多久，他又被转到了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

当时解放军势如破竹进军大西南，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1949年12月初，毛人凤飞到成都，下令屠杀所有关押的“罪犯”。

12月4日，特务头子徐中齐递上36人的处决名单，毛人凤批了 “一律枪决”，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也签了 “如拟”，朱君友的名字就在这份死亡名单上。

12月6日深夜，特务突然把朱君友从牢房提出来。他以为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把所有行装都送给了狱友徐孟生，然后高昂着头、挺直腰板走过监舍，想给战友们做最后的告别。

在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的牢房时，朱君友回头望了一眼，杨伯恺、王伯高隔着铁栏杆点头示意，鼓励他 “走好，胜利是我们的”，因为这一眼，也许就成了永别。

走着走着，朱君友觉得不对劲，前面两个 “特务” 总回头看他，还频频点头。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一看，他才认出，一个是妻子的哥哥杨夷甫（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另一个是杨夷甫的表弟徐季达（特务头子徐中齐的弟弟）。

原来，朱君友被捕后，父亲朱茂先急得寝食难安，一直通过关系打听消息。得知儿子要被处决，他立刻动用所有资源营救。

关键时候，岳父杨维的关系起了大作用 —— 特务头子徐中齐当年是被杨维提拔起来的，再加上杨夷甫亲自出面斡旋，朱茂先又拿出十根金条打点，徐中齐最终同意放人，还安排杨夷甫和徐季达 “押解” 朱君友出狱，掩人耳目。

朱君友被救出来后，躲到了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友家。直到解放军入城，他才知道，自己离开的第二天深夜（12月7日），35名战友就惨遭毒手：其中3人于12月4日被杀害在王建墓，32 人被特务拉到西门外十二桥畔枪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成都十二桥惨案”。

这些烈士里，有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民革成员，还有进步学生，最小的毛英才年纪轻轻就献出了生命。

作为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朱君友后半生都在为还原这段历史、缅怀战友奔走。他常常回忆起狱中的日子：川大同学余天觉每天用嘹亮的歌声鼓舞大家，“独腿将军” 吴惠安乐观坚强，王干青老先生沉稳可靠，和杨伯恺、王伯高的最后一面……

2004年，朱君友逝世。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有多少热血儿女为了信仰献出生命；而这份穿越生死的革命情谊，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永远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