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同事

我们在那儿的活动，都应该向组织汇报，记不得是否有明确的要求了，反正我们都会写汇报。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当写信吧，经常一写就写很长，观感呀，想法呀，什么都写，后来才知道，情况汇报、思想汇报都不该是那样的，我也不懂。

留学生里有个负责的，叫严宝育，汇报都通过他寄到柏林的大使馆去。严宝育比较“左”，大家都有点讨厌他。好多年以后有次我到北京，比较熟悉的留学生都聚了一聚，严也来了，没什么人搭理他，怪可怜的。我们在莱比锡，如要去外地旅游什么的，当然也要跟上面说，得得到批准。我们去德累斯顿、去捷克首都布拉格，都是这样，你的行踪大使馆得知道。德累斯顿我们是和学生一块儿去的，在那儿还挨了一回冻，因为住的地方暖气坏了。我还好，因为大衣里面穿着长裤，毛线裤棉毛裤都穿着，同去的女生可就冻坏了。东德的女性都穿裙子，不让穿裤子，也不知是否有规定，还是习惯就那样，反正看见的都是穿裙子的女性，冬天也是裙装，厚呢子的，留学生当然也跟着穿。

布拉格是五七年三月份去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次在查理大桥一带遇到一个中年女子，知识分子模样，应该是我们东方人的长相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上来和我打招呼，用英语说的，见我懂英语，又说苏联人坏得很，一脸愤恨的表情，一边说还一边警惕地看看周围。我觉得很突兀，不知为什么她忽然对一个陌生人说这些。看她挺小心的，怎么就不防着我呢？想不通。我也有点疑惑：捷克不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吗？

在布拉格，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赵瑞蕻在中央大学时的同事张健在捷克教书，那次同游。有天晚上，赵蘅在张健房间里画画，我让赵苏喊她吃饭，赵苏都是跑过来跑过去的，跑出去一会儿又冲进房间来，脸冲下往床上一趴，一声不吭，双手捂着脸。我过去拿开他的手，见他两手全是血，床单上也是好多血。他是冲到张健房间去，不知怎么撞到了油灯上的铁螺栓。我吓坏了，和赵瑞蕻抱着他去医院，恰好电梯又坏了，晚上人生地不熟，找车什么的都不便，最后好不容易找到车，到了郊区一个急救中心，最后还是到一家苏联红军的医院。在车上赵苏问，我会不会死？我说你不哭就不会死，哭了就会死。他就不哭了。我心里很紧张，不知到底怎样了。赵苏路上不哭，进了急救室，大概处理伤口疼了，在里面大哭大叫，在外面只听他在骂：“死丫头！死丫头！”我还奇怪：这是跟谁学的？好在医院的人也听不懂。

在外国生病，真是麻烦事，不过在莱比锡生病又不一样。和别的地方比，在莱比锡又有家的感觉了（虽然是临时的），那里已经是熟悉的环境嘛。五一节的时候，市里有大游行，我们算外宾，一家人被请到观礼台上。苏军也参加游行的，我可以感觉到东德人的不自在，表情很复杂——苏联人是占领军啊。那天气温低，我们穿得少，回来赵苏和我就发烧，很厉害，结果都住了院。最后说是流行性感冒，传染的，我们都隔离了，在医院，却互相不见，使馆的人来探视，要换了白大褂再进病房。

我们对国外的印象，当然都是从国内的宣传来的，都没出过国，真的不了解。那时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还没完全隔开，东德就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了，无形当中气氛还是有点异样。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在苏联红军驻扎的那一带就很安心，离得远了似乎就多少有点缺少安全感。五七年我们回国时，先到柏林，因为我翻译了东德作家协会主席的一本书，他挺高兴，听说我们来了，就请到他家去做客。玩得挺开心的，过后他开车送我们回住地，一路上我忽然紧张起来，担心他不要开车迷路开到西德去，没准就回不来了，那可怎么办？

这种心理，多少也和受到同事兼邻居的影响有关。我们的邻居就是苏联人克罗耶夫教授和他太太克罗耶娃。克罗耶夫也在卡尔·马克思大学任教，和我们一样，外教的身份。他教俄罗斯文学，有副博士学位，是莫斯科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太太也在学校任教，记不得教什么了，倒知道她小时见过列宁。当然是听他们说的，听时简直像听神话，我们当时对“老大哥”无比崇拜的。他们对德国人比较敌视，虽然东德已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了，但他们还是很有戒心，觉得德国人很“法西斯”，提醒我们和德国人打交道要小心。的确也发生过德国人放狗咬苏联人的事。

马克思大学的副校长很热情，会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有次还留赵蘅在他家住几天。他女儿和赵蘅差不多大，赵蘅难得有玩伴，我就答应了。克罗耶夫知道了，特地到我家来，很严肃地批评我不应该，意思是我心太大，怎么放心把孩子单独留在德国人家里？！我对他的话疑疑惑惑：难道德国人会害一个孩子？但也不敢一点不信。

评：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苏联人和德国人的鸿沟很深。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学校里办的一个舞会，克罗耶夫一直都绷着脸。舞会是要入场券的，也不知是不是对外，反正有些校外社会上的人也进来，从穿着打扮表情举止上就看得出来。虽然会跳舞，我来这儿并没打算跳，好奇看看热闹而已。坐了一阵，有个看上去有点流里流气的年轻人过来请我跳，我表示拒绝，赵瑞蕻在旁边直说可以可以。那人不走，我也不懂他说什么，总之像纠缠，还有可能是和他一道来的人在做起哄怪相。我有点生气，这时候克罗耶夫过来让我离开，我们就走了。克罗耶夫一手挽着我，一手挽着他太太，那几个人在后面起哄，吹口哨。赵瑞蕻还在讲礼貌，用德语说客套话，克罗耶夫说，别理他们！德国人坏得很！有小汽车接送我们的，司机在外面等着，我们上了车就走了。我还真有几分紧张，现在想想，不过是些小混混，所谓“社会闲散人员”，哪里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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