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做了一个在当时堪称"胆大妄为"的决定：专程派人去澳门，自掏腰包买了六台进口录音机，还分发给随行官员和被视察的企业老总，目的只有一个——把邓小平南巡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录下来。

这件事放在1992年那个节骨眼，这六台录音机，险些让梁广大丢掉乌纱帽。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辞去了一切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正式退休。退就要退彻底，他自己定下规矩：活动不做公开宣传报道。这不是客套话，是他一贯的作风，也是他倡导干部队伍年轻化、带头践行的承诺。

所以这次南巡之前，他就明确说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听汇报、不照相、不报道。七个"不"，一字一顿。

中央办公厅发给广东省委的那份绝密电报，措辞也极为低调："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一个"休息"，把这趟行程的性质定死了。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请示过，要不要报道？邓小平摆了摆手：不破这个例。

结果深圳那边全程录了音，讲话内容整理好了，就是不能发，宣传部副部长憋得难受，说自己"手里拿着锤子，钉子就在跟前，偏偏不让砸"。

1992年1月23日清早，在深圳待了四天之后，邓小平一行驱车前往蛇口码头，准备乘船去珠海。梁广大提前过来迎接。

就在这个间隙，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把梁广大拉到一边，悄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老人家在深圳这几天，好像很想说话，但没完全讲出来。一会儿在船上，咱俩分工，向他汇报一下工作，把真问题端出来，多听听他的意见。

梁广大心里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给老人家递话头，让他说。

两小时海上行程，从蛇口到珠海九州港，梁广大和谢非没藏着掖着，把珠海当时真正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一一道来。邓小平打开了话匣子，毫不留情地针砭时弊，从改革方向讲到具体政策，从特区发展讲到市场经济，滔滔不绝，一直说到船靠岸了还没讲完。

梁广大后来形容那两个小时的谈话，用了四个字：石破天惊。

这些话，如果就这么消散在珠海的海风里，没人知道，没人记录，那就等于什么都没发生过。

梁广大当时的判断很清醒：这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话，不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埋没了。一定要让世界听到这个声音，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可逆转。

但他同样清楚这件事的风险。

一来，老人家自己不让报，这是明令。在体制内，领导有明确要求，你偏要逆着来，最起码得做好顶处分的心理准备。二来，此前皇甫平的四篇改革文章，已经被批判了整整一年。整个1991年，反对市场经济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连人民日报都在质疑改革方向。这种氛围下，你把一个退休领导人支持市场经济的话公开发出去，政治风险不小。

梁广大想了想，把心一横：乌纱帽不要了，也得把这些话报出去。

于是，六台录音机的故事就发生了。

他专程让人赶去澳门，买了六个进口原装的小型录音机，自己随身带一个，副市长带一个，另外四个分给随行干部。还不放心，专门嘱咐邓小平去视察的那些企业的老总：你们也赶紧去澳门买录音机，走哪录哪，多备几份。

之所以特地去澳门买，一方面是要进口原装机器，录音效果有保证；另一方面，这种事心里没底，多一份备份，就多一份保险。

录音有了，问题是怎么报出去。直接在国内媒体发，压力太大，而且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可以发"的上级授权。梁广大想了个办法：找港澳媒体先走一步。

他专门邀请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日报的社长到珠海，精心挑选了二十多幅邓小平视察珠海的照片，拜托他们刊登。港澳媒体本来压力就小，再加上南巡的消息在香港其实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开了——因为邓小平特意嘱咐警卫要放宽松，尽量让他和群众见见面，所以行程根本谈不上严格保密，香港媒体早就盯上了。

这回内地官方提供的一手照片，对港澳媒体来说相当于独家资料，自然没有理由拒绝。第二天，三家报纸要么头版、要么整版，全都刊出来了。

港澳发了一周之后，梁广大感受了一下风向，觉得差不离了。于是珠海特区报在头版登出一张大幅照片，配了标题：《巨大的鼓舞，亲切的关怀——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经济特区》，外加一篇千字通讯，题目叫《邓伯伯您好》。

这篇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关于邓小平南巡的第一篇正式报道。

当然，随后就收到了上级的批评——说好的不报，你们怎么报了？但梁广大心里清楚，批评归批评，该做的事做了。

珠海报道出来之后，深圳那边终于找到了突破口。深圳市的做法更隐晦：从各单位抽调好的写手，封闭23个昼夜，写出了"猴年新春八评"——八篇评论，全程不提邓小平名字，但每一句都是邓小平讲过的那些话。同时联系文汇报同步转载，文汇报的编者按里直接把话说明白了：这些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

大公报跟上，日本共同社、英国BBC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要传真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开始摘编转载。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登出了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是当事人做好了"双开"心理准备才发出去的稿子。

四天后，3月30日，光明日报头版全文转载，配上了美术装饰图，占了五个版面，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见报当天，光明日报总编辑张长海去中宣部开会，被问"你请示了吗"，他回了一句："我一个总编辑连转载一篇文章的权利都没有吗？" 正批着呢，新华社总编辑进来说了两句话，领导一甩手，会散了。

张长海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邓小平刚好看到了这篇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高兴，立刻让人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发通稿。

当晚，新华社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全文播放，配上邓小平视察的画面。第二天，人民日报及全国几乎所有报纸头版转载。

至此，大事已成。

回头看，梁广大的六台录音机，只是这场接力传播里的第一棒。没有他在船上创造的那个"说话"的条件，没有他事后的坚持要报出去，后面的一切或许都不会发生，或者要晚很多。

改变历史的，往往不是什么宏大的制度设计，有时候就是某一个人在某个时刻下的一个决心。梁广大的决心是：乌纱帽不要了，也得让这些话传出去。

这六台录音机买得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