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温
刘秉温(1911—1979)，陕西横山人。他幼年随父逃荒到安塞、延安等地，后定居延安县杜甫川。1935年参加革命，5月任肤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战区委员会主席、肤甘县保卫局局长等职。
1937年3月任肤甘县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延安县县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42年在西北局主持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上，刘秉温被评为“模范县长”，毛泽东在给他的奖状上题词：“善于领导群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延安县的经济十分困难，不少群众没吃、没穿、没住。1941年边区政府给延安县下达2.6万石公粮任务，群众因负担太重纷纷外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曾多次指示县委和县政府，要把群众动员起来，搞好生产，渡过难关。为此，县委和县政府提出了“发展生产，富裕起来”的口号，期间，刘秉温带领全县干部深入农村，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为群众办了八件实事。一是成立“变工队”，开展生产互助；二是利用农闲时间，组织群众开荒；三是成立运盐队，保证群众都有盐吃；四是创建了生产消费合作社，满足群众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五是努力安置好移民、难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六是组织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参加生产；七是在各乡办学校和卫生所，使儿童都能念上书，群众疾病能得到治疗；八是总结推广打深井和饮用水过滤的经验，解决了群众吃“柳根水”的问题，使地方病的发病率大大下降。由于他们一切为群众着想，由此便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组织群众同困难作斗争。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使延安县由一个缺吃少穿的县变成了丰衣足食的县。
变工队是陕甘宁边区民间原有的一种劳动互助形式，多半是在农忙时自发组织起来的，范围也很狭小，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1942年边区高干会后，边区政府积极地倡导这种劳动互助形式，于是变工就成为边区农业生产上的一大改革，成为完成整个生产任务的重要杠杆。当时，边区已创造出“白原村式”变工、“马家沟式”变工、“吴家枣园式”变工，以及“后殿村的唐将班子”等各种形式的变工组织。这些劳动互助形式的特点是“按土地分配”的方法。而延安县县长刘秉温，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上述互助组织存在的不足，在农村旧有的“伙种”、“伙开荒”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刘秉温式”的变工队(这种变工队在陇东称之为集体开荒队)，它和其他各种变工队形式的基本不同点是在庄稼的分配方法上。在开荒的时候，不是某一天给谁变工，开的荒地就归谁，而是凡在变工期间开的荒地，都归参加变工的农户共共所有。在收获的时候，不是按各人的土地分配，而是按参加变工的农户的人力和畜力的多少分配，这种分配方法叫做“按劳动力分配”。这种形式就克服了在变工开荒中争取开好地和在变工锄草、播种、收割中所常遇到的争着先种、先锄、先割的现象。
刘秉温主持延安县政府工作以后，以身作则，处处事事带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却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地忘我工作。有时天不亮就起床，深入到各乡、村了解情况，组织生产。白天和群众一起干活，晚上开会学习，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直到半夜才回家。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介绍延安县的先进事例和经验，如延安县克服困难的经验；延安县同志帮助农民订立每家生产计划的经验；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特别是延安县级机关开办农场的经验。因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对人民的事业，对革命和建设工作“充满了负责精神”，“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能够“根据群众的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说：“延安同志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在边区高干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全边区的同志要学习和推广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任务。他号召：“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当然，延安县能有如此的成绩是与边区政府的直接指导和广大干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刘秉温县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943年，刘秉温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兼延属分区保安处处长。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6年转入部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武装部部长、延安军分区副政委、陕甘宁边区警备司令部第四旅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第十二师副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刘秉温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运输局局长、交通部第五公路勘察设计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陕西省交通厅厅长等职。
1964年组建渡口交通指挥部，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他曾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9年调任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院长，同年8月25日在西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