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兰考的四个农民长途跋涉，去往新安监狱探监，在门口，监管人员问：“你们来看谁？有什么亲属关系？”四个农民答：“俺们来看老县长张钦礼，没有亲戚关系。”谁料监管人员回答：“没有亲属关系，不准探望。”
四个人在监狱门口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却也没离开县城。他们找了个最便宜的招待所通铺住下，八毛钱一晚。
“不能就这么回去。”年纪最大的老陈把带来的干粮摊在铺上，“老县长当年在河工上，跟咱们同吃同住，现在落了难，咱不能连面都见不上。”
最年轻的小李蹲在门槛上发愁：“门都进不去，咋见？”
“我寻思着，”一直闷头卷烟的老孙开口了，“那看门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咱得找能说上话的人。”
“谁？”柱子问。
老孙没直接答，第二天一早，他独自出了门。中午回来时，脸被晒得通红，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打听到了，监狱办公室有位宋干事，是咱兰考邻乡的人，他爹参加过老县长带人修的那条跃进渠。”
下午，四个人找到监狱家属院。老孙照着地址，敲开了一扇绿漆门。开门的正是宋干事，四十来岁，戴着眼镜。
听明来意，宋干事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不合规矩。但……你们明天下午三点，到监狱后边的家属接见室窗外等着。别聚在一起，分开站。”
第二天，四个人准时到了。那是一片菜地，紧挨着监狱高墙，墙上确有一扇小窗，装着铁栅。等了约莫一刻钟，窗子从里面推开了。
张钦礼的脸出现在栅栏后。他瘦了很多，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灰色上衣，头发剃得很短。看见窗外的四张面孔，他先是一愣，随即皱紧了眉头。
“胡闹！”他声音压得很低，却很急，“谁让你们来的？赶紧回去！”

“老县长，”老陈扒着窗台，把怀里揣着的一包东西举起来，“新麦打的饼，您尝尝……”
张钦礼没接，目光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地里忙不忙？渠还通不通水？”
“通水！好使得很！”柱子赶紧说，“今年麦子亩产过了四百斤！”
张钦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松了口气。“那就好。把地种好，把家顾好，就是正事。我的事，你们别掺和。”
“我们就是想看看您……”小李眼圈红了。
“看过了，回去吧。”张钦礼后退半步，“记住，好好过日子，别的不用想。”
窗子从里面关上了。四个人呆呆地站在菜地里。老陈还举着那包饼，手慢慢垂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谁也没说话。走到长途汽车站，柱子忽然说：“老县长问渠通不通水，是怕他把渠修坏了，耽误咱。”
老陈点点头，把凉透的饼掰开，分给大家。“他没问自己，就问了地和渠。”
他们坐上了回兰考的班车。车开动时，老孙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轻声说：“他没拿咱的饼，可他看见咱了。他知道兰考还有人记着他修的那条渠。”
车摇晃着，驶过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那些田埂边，隐约可见一道道笔直的水渠，在下午的阳光下，泛着浅浅的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