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为何，拿中国人毫无办法？因为有中国是这个世界的幸运！犹太人永远都忘不了1998年，他们本来以为自己收割全球资本，也能在香港这个战场上大获全胜。可现实却给他们狠狠上了一课，此时的犹太人才发现，他们对于中国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事情要从1997年说起。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爆发，随后向周边蔓延。货币贬值、股市下跌、资金外逃，原本看起来红红火火的经济，突然暴露出大量隐患。

借了外币的企业尤其难受。原来用一笔本币就能偿还的美元债务，汇率一跌，需要拿出来的本币就更多。生意已经不好做，债务负担还往上加，银行和企业的压力互相传递。

香港也被卷了进去。到了1998年，港币在1月、6月和8月先后承受投机压力。投机资金盯上的，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下的一套运转机制。

大白话说，港币与美元保持稳定联系。当大量资金抛售港币、兑换美元时，金管局买入港币，市场上的港币资金可能收紧，利率随之上升，以此抑制资金继续流出。

可利率上涨，也会让企业借钱更贵，让投资者更谨慎，给股票价格带来压力。投机者就把这两头连在了一起。

他们提前借入港币，同时在股票和股指期货市场建立押注下跌的仓位，再向港币施压。算盘是：港币承压，利率上升，股市下跌，自己便能从空头仓位中获利。

所谓做空，可以简单理解为先卖出，等价格跌下来，再用较低的价格买回；期货市场也能建立类似的下跌押注。市场跌得越符合预期，这类仓位越可能赚钱。

这样一来，即使港币汇率守住了，投机者仍有机会从股市下跌中获利。这就是当年令人头疼的“双重市场操作”。

到了1998年8月，外部金融环境继续恶化，市场上又流传人民币可能贬值、香港可能放弃联系汇率的传言。汇率的不安与股市的抛售相互影响，压力越来越大。

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事情并不遥远。股票缩水，影响家庭积蓄；借款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周转；企业收缩经营，影响员工饭碗。交易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背后都是现实生活。

香港特区政府面临一个艰难选择：继续只在货币市场应对，还是直接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打断投机者的连环操作？

入市绝不是按一下按钮那么简单。政府要动用公共资金买股票，股价如果继续下跌，就要承担损失；香港长期重视自由市场，这样的行动也必然引起争议。

但任由跨市场操控持续下去，同样要付出代价。当市场参与者越来越恐慌，正常买卖就可能被极端波动挤到一边，金融压力进一步传到实体经济。

1998年8月中旬，香港特区政府采取行动。金管局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买入恒生指数成份股及相关期货合约，直接反击这套操作。

整个行动购买了当时恒生指数的33只成份股，耗资约1180亿港元。这笔钱的作用，是让投机者发现，继续压低市场，已经不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容易。

8月28日成为关键一天。当天是当月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结算日，也是双方集中较量的节点，股票市场成交额达到约790亿港元。

最终，投机者没有实现迫使香港放弃联系汇率的目标，这轮跨市场攻势被遏制。香港守住的，是货币制度和市场信心。

这场较量中，中国内地的作用，也不能只理解为一句“背后有人”。

当时亚洲多种货币贬值，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需要承受出口竞争方面的压力。周边商品换算成外币后更便宜，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竞争自然更加激烈。

中国仍然作出并坚持这一承诺，帮助稳定区域预期。同时，中央明确支持香港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使香港应对风暴时有了重要支撑。

投机资本计算的，不仅是眼前可以买卖的资金，还有对手能坚持多久。稳定的政策承诺、财政和外汇储备、执行能力，都会改变它们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

不过，反击取得效果之后，香港还有更难的一步：政府买了这么多股票，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长期大量持有，容易让市场担心政府角色发生变化；如果突然集中卖出，又可能给市场带来新的压力。因此，买入之后，还得安排有秩序的退出。

1999年，盈富基金推出，成为逐步出售政府入市所购股票的重要工具。把一篮子股票组成基金，让投资者购买基金份额，比直接向市场集中抛售更便于安排。

香港随后还完善货币发行局运作，推出技术措施，并加强证券和期货市场的透明度、风险管理以及跨市场监察。反击解决眼前压力，制度调整则是为了减少再次被利用的机会。

回头看，1998年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交易胜负。它说明，面对金融冲击，需要看懂资金怎样运作，准备足够的资源，并在关键时刻作出能够执行的决定。

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也让周边经济体在动荡中多了一份稳定预期。这份担当，最终要靠企业承受竞争压力、政策保持连续，以及金融体系稳住阵脚来兑现。

香港金融保卫战留下的经验很朴素：金融安全关系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和饭碗，平时把制度建好、把实力积累起来，风浪到来时，才有能力守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