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坚持定都南京？
先说最核心的原因：为了将袁世凯调虎离山。孙中山践约辞职，推举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但他对袁世凯极不放心 ，袁世凯在北京经营多年，根基太深！如果让袁世凯留在北京，不亚于“放虎归山”，容易失控。到了那个局面下，革命党人再想“虎口拔牙”，从袁世凯口中分走点权力，等于是“虎口拔牙”，难且疼。所以不是南京比北京好，而是南京的袁世凯比较好。
中山先生手下的几位年轻参议把这份定都议案往他案前递时，脸上都带着一丝期待。议案第一条就列着：请袁世凯及新政府即日南来，国府已备好官邸。
孙中山看完，示意他们把地图摊开。
他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先在北京画了一个圈，又在南京画了一个圈。“调虎离山，此虎若不离山，便是困虎得水。”他抬起头，“他不肯来，怎么办？”
年轻参议说：“和谈有约，大总统是民选，理当遵从民意，来国府所在地就职。”
孙中山点了点头，把铅笔点在武昌。“他若推脱，我们便退一步。武汉居中，扼南北之喉，亦可为新都。但这仍不足以动其心神。”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指着远处的紫金山轮廓。“若他执意不来，我们便须有第二步棋。定都之事，不在城砖，而在人心。”
几天后，一份经过修改的正式文件发出，邀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措辞恭敬而坚决。同时，孙中山密令几位心腹离开南京，北赴保定、天津，联络几位倾向革命的北洋将领。
“造一个新的‘根基’，给他看看。”孙中山对负责此事的廖仲恺低声说，“他在北京有根基，我们就在北边，扶植几个让他睡不好觉的‘根基’。”
一个月过去，袁世凯的回电来了。先是盛赞南方同志热情，继而话锋一转，言北方局势不稳，匪患未靖，作为总统，他必须坐镇京师，稳固北疆，待大局安定，再行南迁。
这早在预料之中。孙中山没有反驳，只是让报纸全文刊登了袁世凯的电文，并在旁加了一段简短按语：“袁公以北事为重，拳拳之心，日月可鉴。临时政府尊重其考量。”
私下里，他召见了北归的心腹。对方汇报，已与两位北洋师长“有了深谈”，他们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中立，甚至提供情报。
“不够。”孙中山说，“要让他们知道，南方的底线不是一座城，而是一条线——长江以北，必须有一支力量，不是他袁项城的私兵。”

又一个月，北洋军内部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人事调动，两位亲近南方的军官被明升暗降，调离实权岗位。消息传到南京，参议们有些丧气。
孙中山却看着地图，拿起红笔，在西安位置重重一点。
“发第二份通电。”他说，“鉴于北方实情，为促成国家真正统一，国府提议，可考虑迁都西安，以为南北折中之选择。请袁公共同议定。”
这份通电一出，舆论哗然。西安深处内陆，远离袁世凯的势力范围，又非南方核心区，看似退让，实则将了袁世凯一军：若再拒绝，便是毫无合作诚意。
这一次，袁世凯的回复快了许多。他派出了特使南下，表面商议迁都西安事宜，实则试探南方底线。
特使在南京见到了孙中山。会谈中，孙中山绝口不再提南京，只畅谈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如何能承启汉唐气象，凝聚四方人心。
特使回去后，向袁世凯报告：“孙文似乎真的放弃了南京，心思已转向西北。”
袁世凯稍稍放松了警惕。他同意派代表团赴西安考察建都条件，作为缓兵之计。
就在北洋代表团出发后第三天，一场精心安排的“谒陵”在紫金山举行。孙中山率领留守南京的全体政府成员，祭拜明孝陵。仪式庄重，中外记者云集。
祭文诵读完毕，孙中山并未立即离去。他走到陵前，对在场者说：“洪武皇帝北伐功成，奠都于此，是为控驭中原。今我辈祭奠先贤，亦是明志：都城可议，北伐之志不可移。有一日，我革命军旗，必再度北指。”
这番话，一字不漏地登上了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的头版。它没有直接对抗袁世凯，却把“北伐”与“定都”的历史脉络，深深烙进了公众心里。
北洋代表团刚到西安，便看到了这份报纸。消息传回北京，袁世凯在书房里沉默了很久。他意识到，孙中山争的不是一个地理上的都城，而是一面政治上的旗帜。这面旗帜只要还立在南方，他就永远不能安坐北平。
谈判的天平，开始微妙倾斜。袁世凯最终没有南来，但他正式承认了南方临时政府的一系列人事任命，并在重大政策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南京作为临时首都的地位，在事实上被巩固下来，尽管它始终未能成为法定的永久国都。
孙中山后来对胡汉民说：“我们得到了一座‘活’的南京。它不在纸上，而在他的忌惮里。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