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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哲轩就是一个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例子,在智商高、理性分析能力强的他看来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解决数学问题时也无计可施了 他觉得直接用人工智能来解答数学难题是不行的,在此还举了一个反例:假如人工智能研发出一种可以治疗癌症的新药,但是它的工作原理不清楚的话,这样行吗? 围观的人们都说 ​

陶哲轩就是一个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例子,在智商高、理性分析能力强的他看来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解决数学问题时也无计可施了

他觉得直接用人工智能来解答数学难题是不行的,在此还举了一个反例:假如人工智能研发出一种可以治疗癌症的新药,但是它的工作原理不清楚的话,这样行吗?

围观的人们都说这是好事:医学界的许多人认为实际上许多药物的作用机理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但是仍然被广泛应用着,例如退热药是如何起到降温效果的目前也不太明白

陶哲轩所忧虑的事情,在数学家看来并不无道理。数学的基础就是证明和每一环都可追踪到逻辑链条的过程。

虽然给出了一个猜想并附带了论证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在数学家中引起更大的不安情绪。

一生都在求知而并非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在得到正确结论的同时也失去了发现的过程的乐趣——就像吃了一顿好菜但是没有去品尝一样。

但是把这样的逻辑用到药品上面就会出现问题,在医药学里没有公式和定理可以依靠,它的基础在于有效果,并非工作原理。

有一种药物能够治疗疾病,在用之前就进行试验是正常的。医药的研究周期很长,并且不会影响到医学生的学习进度。这就是医生们的工作方式。

阿司匹林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被发现,并且至今为止也没有弄清它完整的药理学效应。

关于如何使用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来降低体温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是这种药物在世界上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开来,并且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麻醉药更为普遍一些,在一七八五年左右就使用了上百年的全身麻醉技术到底是什么原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根据陶哲轩的观点,这些药物不能使用的原因是其作用机理不清楚,并且没有人为此而停止服用它们的人。

在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疗效出现之后才找到其作用机理的情况存在,比如青霉素就是如此,在它的药效被认可之前并没有人去研究它是如何杀灭细菌的。

弗莱明在1928年发现了霉菌可以抑制细菌生长的现象,并且直到1940年代才知道了青霉素到底是怎样起作用的。

在这10多年里,青霉素已经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在弄清它的药理作用之后才去用它的人又会因此丧命多少人呢?

陶哲轩的数学洁癖,在数学上是一种好的品质,在医药方面就变成了一个奢侈的东西了。

围观的人觉得这是好事,并不反对科学的发展,而只是从实际出发的一种态度:如果可以治愈癌症的话不管它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目的都行。

病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并不会去考虑这个药是怎么起作用的,而是想知道吃了之后可以增加多少年的寿命?

数学家为了追求逻辑上的纯洁而舍弃掉某个定理的证明,但是病人的生命却不能因此而被置之不理去丢掉了性命。

这两者之间所处的价值维度是截然不同的,在用数学这把尺子去衡量的时候犯了错误。

但是他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并不是所有的药都有明确的作用机理,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其潜在的风险是很难估计出来的。

沙利度胺当初治疗妊娠剧吐的时候没有搞清楚它的原理,在使用它的同时就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孩子出生缺陷,这就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但是沙利度胺问题并不在机理上不清楚,在于临床研究不够全面、审批过快。

对机器进行安全性检测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此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