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后来朱德知道后大声痛哭：“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
朱德把桌上的文件推开，拿起电话，又放下。他扶着桌沿站了会儿，吩咐卫士备车，要去医院问个究竟。车子刚发动，秘书从楼里追出来，说遗体昨天已经火化了。
“骨灰呢？”
秘书摇头，说问了几处，都说不清楚。
朱德坐回车里，没有关车门。冬日的冷风灌进来，他盯着院子尽头那棵光秃秃的槐树，很长时间没动。司机和卫士站在车旁，谁也没敢催。
第二天上午，朱德照常出现在会议室。外宾的谈话进行了半小时，他突然抬手打断了翻译，用很轻的声音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彭德怀同志的骨灰，有没有安放的地方？”
工作人员愣住了，这场合不该提这个。
“我就问，有没有地方。”
工作人员低声答：“还没接到通知。”
朱德点点头，示意翻译继续。后半程会谈，他没再说过一句话。
散会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让车开到西山脚下的一处院子。那是他和彭德怀五十年代初一起住过的地方，后来各自搬走了，院子一直空着。院门锁着，朱德让卫士翻墙进去看看。
卫士从墙头跳下去，很快回来，说里头荒了，只有几间破屋子，窗玻璃都碎了。朱德坐在车里，对着院门看了几分钟，说：“走吧。”
当天晚上，他让秘书取来最近几年的文件。秘书搬来两摞，朱德一份份翻，专看关于人员审查和安置的部分。看到凌晨，卫士进来提醒休息，朱德摆摆手，又看了下去。
天快亮时，他找到一份去年的批文，上面有彭德怀的名字，批注是“暂不探视”。朱德盯着那几个字，手指在纸面上按出了印子。
早饭时，朱德突然问厨房的老王：“你还记不记得彭总爱吃馒头？”
老王怔了怔，说记得，彭总就爱吃碱大的老面馒头，说顶饿。

朱德说：“今天蒸两个，要碱大的。”
馒头蒸好送来，朱德没吃，让装进饭盒。他提着饭盒出门，这次没带卫士，只让司机把车开到八宝山附近。车在路口停下，朱德提着饭盒下车，沿着围墙慢慢走。
走了两百多米，他停下来，把饭盒放在围墙根下，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回到车上，司机小声问：“首长，东西不拿回去？”
“不用了。”朱德看着窗外，“就放在那儿。”
那天之后，朱德再没提过彭德怀的名字。他每天照常工作，批文件，见人，只是话更少了。有时候开完会，他会一个人站在走廊窗口，朝西边看很久。
两个月后，秘书送来一份内部通报，上面提到彭德怀骨灰的下落：已由专案组安排，不设标记，不立碑。通报最后有一行小字，写着“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告知亲属及生前战友”。
朱德看完，把通报还给秘书。
“处理了吧。”
秘书问：“要不要留档？”
“不用。”朱德说，“我都记住了。”
1976年，朱德身体已经很差。有一次昏迷醒来，他望着天花板，忽然对守在床边的妻子康克清说：“我梦见老彭了，他在吃馒头，说碱放少了，不香。”
康克清握着他的手，没说话。
朱德又说：“等他回来了，你记得蒸碱大的。”
这话说完没几天，朱德也走了。临终前，他手里攥着一张裁下来的小纸片，上面是他自己用铅笔写的三个字：老彭，饿。
纸片最后被收进了他的骨灰盒，和那份没有说出口的告别，一起沉在了八宝山的松柏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