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天，程潜去世后，他的家人向毛主席提了两个请求：一是换套小点的房子，家里经济压力太大；二是能不能给孩子安排个工作，减轻负担。


1968年4月的北京，程潜走的那天，住在城里的老院子一下子变得格外安静。


程潜是4月9日病逝的，他的丧事办得朴素，生前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摆在那里，可家里人心里清楚，日子并不像外人想的那么宽裕。


程潜每月工资虽不低，但家里人口多，老家亲戚时常需要接济，加上他一辈子不置产业，手头的积蓄算下来，并没有多少。


人一走，工资停了，程家这个大家子，立刻就感到了压力。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郭翼青把女儿程熙叫到里屋，又喊来了家里人，桌上摊着一本账，墨水都干了。


郭翼青指着上面几个数字说：“你们看看，这院子太大，光是取暖、修修补补，一年下来就得不少钱，咱们现在没有进项，光出不进，撑不了多久。”


程熙接过账本，看见母亲的手在纸上划拉，确实，这处宅子当年住得开，可如今却成了负担。郭翼青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了决心：“给毛主席写封信吧。”


屋里安静了好一阵，程熙抬起头，看见母亲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捏着账本的手指节有些发白。


她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开口的事，程潜生前与毛主席交谊不浅，1949年长沙起义，后来又共事多年，算是旧识。


可如今程潜人已去，家人为生活琐事去惊动主席，总觉得有些难以为情。


信是程熙执笔写的，她坐在书桌前，稿纸铺好，钢笔灌满了墨水，却又停了很久。


怎么措辞是个难题，写得重了，像是诉苦；写得轻了，又怕说不明白。


斟酌再三，她在信里写了两个请求：一是房子太大，希望能换一套小一点的，家里实在无力维持；二是能不能给她安排个工作，让她有个营生，也好贴补家用。


信写得很短，两张纸，字迹工整，装进信封的时候，程熙的手顿了一下，才把封口粘上。


这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案头。


据当时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毛主席那天下午处理完其他文件，看到这封来自程家的信，看得很慢。


程潜比他年长九岁，两人从北伐时期就认识，后来在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场合都有交集。


1949年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毛主席曾亲拟电文嘉许，如今故人已去，家人竟要为住房和生计发愁，他坐在椅子上，许久没有说话。


毛主席提起笔，在信上批了几行字，请周总理阅处，予以照顾，批完后，他把信放在一边，又望向窗外，让工作人员泡了一杯茶，独自坐了一会儿。


周总理收到批示后，立刻让办公室的人去核实程家的具体情况。


总理办事一向细致，他专门交代了两点：一是住房问题，请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能让程家后人住在维持不起的房子里为难；


二是工作问题，程熙擅长书画，可以考虑到故宫去，那里需要人整理临摹古画。


消息传回程家，郭翼青松了一口气，没过多长时间，相关部门就来人协调住房的事。


那处大院子换成了小一点的居所，虽然不及从前宽敞，但收拾得干净，日常开销也降了下来，对程家而言，这无异于解了燃眉之急。


至于工作，程熙很快就接到了通知，让她到故宫博物院去上班，她对古画原本就有兴趣，也练过一些笔墨，这项安排算是量体裁衣。


报到那天，程熙穿了一件素净的蓝色上衣，骑着自行车出了门。


春末夏初的北京，阳光已经有些刺眼，她沿着筒子河骑了一段，到了故宫的角楼下，把自行车锁好，整了整衣襟，走了进去。


后来程熙在故宫一待就是很多年，她每天临摹古画，与宋元明清的笔墨为伴，日子过得很安静。


那份工作不仅解决了她的生计，也让她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偶尔同事问起，她会平静地说起，当年是周总理亲自过问，才让她有了这碗饭吃。


程家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新居的院子里也种了一棵树，比不上老家那棵老槐树粗壮，但夏天也能遮出一片阴凉。


郭翼青有时坐在树下，看着孙女们跑进跑出，会想起那个春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在灯下写信的情景。


她没说过太多感激的话，但每次有老同事来看望，她总会泡上一壶茶，说一句：“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这件往事在当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不过是诸多人事安排中的一件小事。


但程家的后人一直记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一封信从北京的某个四合院出发，穿过城市的街道，最终抵达中南海，又化作具体的温度，落回到这个家庭里。


据说那段时间，像程家这样得到过问的，并非孤例，许多与程潜有着相似经历的老人，他们的身后事也都被一一安顿。


程潜走了，老槐树的叶子绿了又黄，可是一个家庭没有被遗落在风吹雨打里。


有人记挂着，有人过问了，有人把纸上的字变成了开门的钥匙、上班的自行车、桌上热腾腾的饭菜，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