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胡适留秘书胡颂平在家吃饭。席间，胡颂平问道："毛先生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杨昌济带进去的吗？"胡适回答："不是。毛先生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

胡颂平把这句话记下后，第二天就去找了竹生。
竹生那时在台北一家公司做事，住在一间不大的日式平房里。胡颂平到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收晾着的衣服。听说来意，竹生把衣服往竹竿上一搭，请他进屋坐。
胡颂平问那封信。竹生说，信确实在他手里放过一阵子。抗战开始后，胡适去了美国，东西留在上海。竹生当时在上海做事，日伪查得紧，他怕那封信惹祸，就烧了。
“烧之前看过吗？”胡颂平问。
竹生说看过。信是几个青年联名写的，字迹不一，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内容大意是想到北大旁听，希望胡适帮忙介绍工读机会。落款有六个人，毛泽东的名字排在前面。
胡颂平问，信里有没有提到杨昌济。
竹生摇头，说没有。信里只讲他们从湖南来，人地生疏，想请胡先生指条路。
胡颂平把这段话也记下了。他没有再追问烧信的细节，只问了一句：“胡先生后来知道信烧了吗？”
竹生说知道。他给胡适写过信说明此事，胡适回信只说了一句：烧了就烧了吧。
胡颂平回到胡适那里，把竹生的话复述了一遍。胡适听完，没有接话，只把茶杯往桌上顿了顿，说：“那封信，我当年是认真看了的。”
胡颂平问：“您回信了吗？”
胡适说回了。他记得自己回了一封短信，让那六个青年去找工读辅助会，又说北大旁听手续要问教务处。信是寄到当时他们留的一个地址，后来有没有收到，他就不清楚了。
胡颂平把这段也记下。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完了，但几天后，他在整理胡适旧物时，翻出一本民国八年的日记。日记里夹着一张纸片，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是胡适的手迹：湖南青年六人来函，求工读事。内有一人似曾相识，后知为杨怀中弟子。
“杨怀中”就是杨昌济。
胡颂平拿着纸片去问胡适。胡适看了一眼，说这是他自己写的备忘录，时间太久，不记得为什么写这句。他只记得杨昌济确实为毛泽东的事找过他，但不是在图书馆职位上，而是问过毛泽东能不能在北大旁听几门课。
胡颂平问：“那图书馆的事，杨先生有没有托过您？”
胡适摇头，说没有。杨昌济托的是蔡元培，蔡元培转给李大钊，这跟他没有关系。他当时是哲学系教授，管不到图书馆的人事。
胡颂平把日记纸片和竹生的话对在一起，脉络就清楚了：杨昌济的推荐走的是蔡元培、李大钊这条线；毛泽东等六人的上书走的是胡适这条线。两条线都真实存在，只是后来被传成了一条。
几天后，胡颂平又去了一趟竹生家。他问竹生，烧信时有没有留下抄件。竹生说没有。他又问，信上有没有日期。竹生想了想，说记得是民国七年秋天。
胡颂平算了算，那时毛泽东刚到北平不久。他把这个时间记进笔记本，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圈。
回程路上，胡颂平坐在三轮车里，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他没有再写什么，只把那张纸片和竹生的话前后看了一遍。纸片上的字是胡适的笔迹，竹生的话是口述，两样东西都对得上，但合在一起，还是缺了那封烧掉的信。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口袋。车过一条窄巷时，他看见路边有人在生煤炉，烟顺着墙根往上爬。胡颂平没有回头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