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大哥袁世昌找到袁世凯，想谋一份差事，不过，袁世凯并没有答应。争吵中，袁世昌被袁世凯推倒在地上。
袁世昌没走远。他在离小站军营五里地的集镇上赁了间小屋，每日在茶馆里泡着。茶馆里三教九流，他专拣那些往来的行脚商、粮贩子攀谈，开口便说自己是袁项城的同胞大哥，闭口叹息兄弟做了官便不顾手足。这话头，总有人接。
半个月后，他便搭上一个从保定来的粮商，姓赵。赵老板正愁军粮生意没有门路，袁世昌拍着胸脯：“我胞弟管着新军，他营里采买，我能说不上话？你备好三百石上等冬粮，运到营门，自然有人结账。”赵老板半信半疑，袁世昌提笔写了一张字据，末尾画押按了手印。“这白纸黑字，总假不了吧。”
粮车真到了营门外。管粮官接了条子，认得那不是营里的规制，更不是袁世凯的批文，立刻报了进去。袁世凯展开条子，只看了一眼，便叠起收进袖中。他起身出屋，径直走到营门粮车旁，赵老板赶忙打躬作揖。
袁世凯没问粮，先问人：“你与袁世昌，如何议的价？”赵老板一五一十说了，末了补道：“他说是大人您的兄长，货到必能给付现银……”
袁世凯点点头，转向粮官：“粮，收下。照市价给赵老板结清。”赵老板松了口气，正要道谢，却听袁世凯接着道：“结清之后，你带他去保定府衙，将我袖中这张字据呈上，就说有人假冒本官亲属，诈骗商贾，请府衙按律查办。”
周围的人都怔住了。赵老板脸色发白：“大人，这……”
“你莫怕，”袁世凯语气平缓，“你是苦主，又是人证。粮款我已付你，你并无损失。我要办的，是那个坏了规矩、伤了袁家名声的人。”
赵老板被粮官领去结账了。幕僚凑近低声问：“大人，真要把大老爷送官？老太太那边……”
“老太太那边，自有我去说。”袁世凯望着远去的粮车，“家风不正，何以正军？今日他敢冒我之名骗粮，明日就敢卖我的令箭。不让他记住这个疼，往后只怕要赔上性命。”
案子由保定府接了。袁世昌被从茶馆里揪出来时，还嚷嚷着“看我弟来收拾你们”。直到枷锁上身，推到公堂，看见正中坐着面色铁青的知府，旁边站着递上字据的粮官和赵老板，他才哑了。
人证物证俱在，判得很快：枷号十日，递解回原籍项城。
行刑那几天，袁世凯没去保定。他去了趟天津，拜会几位北洋同僚，又视察了新军演练。回程时路过保定城外，马车没进城，只在不远处的官道旁停了片刻。幕僚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隐约能看见城门下围着一小群人，中央有个戴着木枷的人影。
袁世凯放下车帘，说了两个字：“走吧。”
十日后，袁世昌被差役押送回项城。袁世凯的信也到了老太太手上。信不长，只说大哥犯了国法、坏了家声，自己身为朝廷命官，唯有依法而断，方能服众。至于大哥日后生计，他会另行安排，请母亲勿忧。
老太太看完信，长叹一声，没再说话。
岁末，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赴任前返乡祭祖。祠堂前石阶冰凉，袁世昌穿着一身浆洗发白的旧棉袍，袖手站着。兄弟俩远远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走近。
祭祖仪式完毕，族人散去。袁世昌才慢慢挪到祠堂边的厢房廊下，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正走出来的袁世凯。“赎回来了，”他声音沙哑，“那年卖掉的祭田，一亩不少。”
布包里是几张薄薄的田契。袁世凯接过，没打开看，只捏在手里。“哪来的钱？”
“在茶楼给人抄写信函，攒的。”袁世昌顿了顿，“也替人写过状子。知道你不爱听这个。”
袁世凯沉默良久，将布包收进袖中。“年后山东那边，缺一个管驿站马匹草料登记的吏员，不入流，琐碎，但稳妥。你……愿去吗？”
袁世昌猛地抬头，张了张嘴，最终只点了点头。
袁世凯转身要走，又停住，从袖中取出一锭银子，塞进袁世昌手里。“路上用。”说完，他便朝着等在不远处的轿夫走去，没有再回头。
袁世昌攥着那锭银子，站在原地，看着那顶官轿在冬日淡淡的尘土里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村口的枯树林后。他掂了掂手里的银子，很沉，随后将它仔细揣进怀里，转身朝着与祠堂相反的方向，慢慢走回了自己那间冷清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