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这位越南女兵被澳大利亚军队逮捕。在接受审讯过程中。她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游击队员，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澳大利亚军人不肯相信，残忍地对她使用水刑逼供。
湿衣服还黏在身上，牢房的门再次打开了。一名军官走进来，没有带审讯工具，只拿着一张地图。他把地图在她面前展开，用手指点了点上面用红笔圈出的几个符号。“这些，”他用生硬的越南语说，“我们的爆破专家已经看懂了。是你们常用的标示方法。”
她盯着那些三角和圆圈，后背渗出冷汗。这不可能。
军官收起地图，语气缓和了些：“我们知道你怀孕了。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孩子想想。”他后退一步，“你的价值正在消失。明天上午，我们会去验证地图上的信息。如果属实，你就彻底没用了。到时候，医疗待遇会中止，审讯……会换一种方式。”
门重新锁上。她靠在墙边，手护着小腹。地图符号是游击队内部使用的简易标记，但只有南方局的少数通讯员能完全读懂。澳军真的破译了吗？还是说，他们在用最后通牒的方式诈她？
第二天清晨，送来的早餐旁多了一个小纸袋。她拆开，里面是几粒白色的药片，还有一张手写的越南语字条：“这是止痛片，对你的情况有好处。中午之前，你还有机会改变主意。——一个同情你的人。”
字迹很工整，不像士兵匆忙写的。她捏起一粒药片，仔细看，没有标记。如果是止痛片，为什么偏偏今天送来？如果是毒药，何必多此一举留张字条？那个“同情者”是谁？是陷阱的一部分，还是营地里真有想帮她的人？
她需要做一个测试。她把一粒药片放进早餐的稀粥里，静静观察。药片慢慢溶解，粥的颜色没有变，也没有冒出奇怪的气味。但这不能完全证明安全。
时间一点点过去。快到中午时，远处隐约传来卡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她爬到牢房高处的小窗边，勉强能看到营区边缘：几辆澳军的卡车正在集结，士兵们往车上搬运探测装备和工具箱。他们真的准备出发了。
她的心跳快了起来。如果那些符号确实是补给点和联络站，而澳军今天去验证并发现是真的，那么自己的顽固就失去了最后的意义，孩子和她都可能保不住。如果符号是假的，或者澳军根本没有破译，那么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施压表演。
卡车开始驶离营地。就在最后一辆卡车的尾灯消失在树林后的那一刻，她做出了决定。她用指甲在药片上掐下一点点粉末，撒在铁门下方门缝外的尘土上。然后她回到角落，把剩下的药片藏进衣服夹层，静静地等待。
下午，送饭的士兵来了。他放下餐盘时，目光扫过门缝外的地面，动作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但离开时，脚步比平时慢了一些。
傍晚，铁门再次打开。白天的那名军官走进来，脸色阴沉。“我们的人回来了，”他说，“地图上的三个点，两个是空的，第三个……”他盯住她的眼睛，“发生了爆炸，伤了我们两个人。是诡雷。”
她抬起脸，声音很轻：“我告诉过审讯官，我只是个普通游击队员，看不懂地图。”
“但你知道那些符号代表危险，对吗？”军官逼近一步，“你只要点头，或者摇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军官脸上的阴郁忽然化开了一丝奇怪的得意。“很好，”他转身对门外说，“记录：嫌疑人承认能识别地图危险符号。”他回过头，最后看了她一眼，“明天，你会被转移去战俘中转营。医疗待遇随行。”
门关上后，她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那场爆炸证实了：地图上的符号是真的，但澳军并没有完全“破译”——他们把标记雷区的三角，误判成了补给点标记。他们用诡雷的爆炸反向验证了她的“知情”，却错过了真正的秘密：真正的补给信息，从来不是画在地图上的。
转移前的夜晚，那个送饭的士兵悄悄塞给她一块干净的布料，里面包着一小块糖和一张折叠的纸条。纸条上只有两个字：“往东。”
第二天，她被押上卡车。车子在崎岖的路上开了几个小时，中途经过一条浅河。押运的澳军士兵在河边停车休息时，她借口不适，蜷在车厢角落里。趁士兵们背对着车子抽烟的片刻，她滑下车厢，滚进路边的灌木丛，然后朝着东方头也不回地狂奔。
她穿过树林，蹚过溪流，凭着方向感一直向东。天黑时，她看到了约定的那棵被闪电劈过的老榕树。树下，游击队接应的同志一把扶住了几乎虚脱的她。
半年后，她在根据地的医疗所生下了女儿。孩子很健康，哭声嘹亮。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炮火声，但屋子里很安静。她抱着女儿，轻轻哼起一首故乡的摇篮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