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张艺谋父亲临终前，躺在在病床上告诫儿子：“你一定要小心一个人，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对付不了他啊！”他只应和着父亲，却没把父亲的话装在心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发生的事，竟让他后悔不已……
张艺谋挂断电话，合同文本从打印机里缓缓吐出。新片的投资协议，张伟平的名字已经签好了，数字很漂亮。他把合同放进抽屉，想起父亲那天的眼神，随即摇摇头。兄弟之间，算计这些做什么。
《我的父亲母亲》开机前，资金出现缺口。张艺谋正发愁，张伟平提着现金箱子来了现场。“先用着。”他没多话，放下箱子拍了拍张艺谋的肩膀。剧组的人都看着，张艺谋觉得眼眶发热。那天之后，他彻底把法律和财务上的事交给了这位“二哥”。
《英雄》筹备时，张艺谋想启用一位合作过的美术师。张伟平直接把方案否了。“成本太高，”他在电话里说，“我找了个更划算的，名气也不小。”张艺谋试着解释风格延续的重要，张伟平打断他：“老谋子，听我的，市场我比你懂。”电话挂断，张艺谋对着画稿沉默半晌，最终还是点了头。
这种让步越来越多。选角，张伟平递来名单；剧本，张伟平要求加商业桥段；甚至宣传语，张艺谋在海报上看到自己完全陌生的句子。他问起来，张伟平就笑：“这都是为你好。”
裂痕真正显现是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后期。张艺谋剪了一个他认为情感饱满的版本。张伟平看完粗剪，直接带人进了剪辑室。“节奏太慢，”他指着屏幕，“这里、这里，全要加快，打戏再加五分钟。”张艺谋赶到时，剪辑师已经在新时间线上工作了。两人在昏暗的剪辑室里对峙，张伟平点了支烟：“你得信我，观众要什么，我门儿清。”
《三枪拍案惊奇》成了导火索。张艺谋根本不想拍这个本子，是张伟平打包票说能操作成黑马喜剧。成片后，恶评如潮。一次内部看片会上，张艺谋听到有人低声说“张艺谋晚节不保”，他指甲掐进了掌心。而张伟平在庆功宴上举杯：“票房就是硬道理！”
2011年，张艺谋决定拍《归来》。他想找回纯粹创作的感觉。剧本递到张伟平手里，对方迟迟不表态。催了几次，张伟平回复：“这种文艺片，现在没市场。要拍也行，得把结尾改了，加个光明尾巴。”这一次，张艺谋没同意。
分歧摆上台面，合作变得艰难。张伟平开始延迟支付款项，理由总是“资金周转”。剧组等米下锅，张艺谋不得不自己垫钱。他第一次意识到，没有书面约定的“兄弟情分”，在利益面前如此脆弱。
2012年初，超生事件引爆舆论。详细到反常的举报材料瞬间淹没了张艺谋。他接到通知，要求配合调查。在填写社会关系表格时，他拿着笔，在“密切合作者”一栏停顿良久。
缴纳了巨额罚款后，张艺谋着手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法律顾问审阅过往合同时，发现了好几处权益模糊的条款。顾问提醒他，这些可能都是隐患。张艺谋没说话，只是让律师重新拟定了一份彻底切割的声明。
声明发布得很低调。没有控诉，没有解释。不久后，张艺谋在一个电影节酒会上远远看见张伟平。两人目光接触了一秒，张伟平便转身与旁人谈笑风生。张艺谋拿起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后来，张艺谋的电影片头，出品方一栏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熟悉的名字。他有时深夜剪辑，累了会靠在椅子上闭眼休息。恍惚间，总会想起病房里那只紧紧攥着他的、枯瘦冰凉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