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参加宴会，被一个身材婀娜、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吸引。看了几眼之后，宋时轮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快步走上前去：“终于见到你了”。而那女子却皱起眉头，迟疑地问道：“我们认识？”

宋时轮没有马上解释身份，而是提起一件发生在20年前的往事。1929年，他从牢里出来，身无分文，身体虚弱，组织联系也中断了。就在他快要走投无路时，一位上海女士给了他80块大洋，还劝他尽快离开上海，回湖南重新寻找出路。

这位女士，就是董竹君。

事情还要从1927年说起。

那一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广州等地陷入白色恐怖。宋时轮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因为共产党员身份在广州被捕，前后被关押了将近两年。

敌人曾经威逼利诱，但他没有屈服。1929年获释后，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又和组织失去联系，只能辗转来到上海。

那时的上海并不适合一个没有身份、没有钱、还带着病的人停留。租界、华界交错，巡捕、特务活动频繁，街头看似繁华，落难者却很难找到容身之处。宋时轮躲在弄堂里，吃不饱饭，也不敢随便露面，几乎到了撑不下去的地步。

后来，有同乡告诉他，上海有位董竹君，愿意帮助落难的进步人士。宋时轮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上门去。

董竹君那时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她刚和丈夫分居，带着4个女儿生活，创办的群益纱管厂还处在起步阶段，资金处处吃紧。可面对眼前这个衣衫破旧、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她没有先问太多，而是让他坐下吃饭。

饭后，她拿出80块大洋，直接交给了宋时轮。

80块大洋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几块大洋。这笔钱，既能解决路费和生活问题，也能让一个身处险境的人有机会重新找到队伍。

宋时轮起初不敢收，董竹君却很坚决。她让他不要在上海久留，能回湖南拉队伍，就赶紧回去。
这句话，实际改变了宋时轮之后的人生轨迹。

他带着这笔钱离开上海，回到湖南醴陵、浏阳一带，开始联络旧部，发动农民，逐步拉起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黑山游击队，活动在湘赣边界，之后编入红军主力。

钱只能解决眼前的难关，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还是他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董竹君后来提到这件事时，并没有把自己说得多么重要，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一个女人，能帮上的也就是一点路费。

可在宋时轮心里，这80块大洋绝不是普通路费。如果当时没有这笔钱，他可能连上海都走不出去，更不用说后来带兵作战。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宋时轮一路走上更大的战场。1949年5月，他率第9兵团参加上海战役，战火终于打回了这座城市。

这时，上海城内还有大量居民，工厂、街道、房屋密集。怎样打进去，又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成了摆在部队面前的难题。

宋时轮和部下反复研究作战方案，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使用重炮。部队进入苏州河一带后，遇到敌人暗堡阻击，不少战士倒在枪口下，但部队仍尽量采用爆破、迂回和穿插等方式，避免炮火大面积波及市民。

同样是城市接管，北平采取的是和平解放方式，城市受到的破坏较少。上海则经历了激烈战斗，部队一边攻坚，一边控制炮火使用，两种情况说明，解放战争后期，各地面临的敌情和城市条件并不一样，作战方式也不能简单照搬。

上海解放后，宋时轮担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负责城市秩序和恢复生产。他一直想找董竹君，当面说一声谢谢，只是军务繁忙，迟迟没有机会。

没想到，机会出现在一次宴会上。

认出董竹君后，宋时轮当众讲起20年前的经历。董竹君这才从他的眉眼间，认出那个曾经衣衫褴褛、站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

她说，原来是你呀，你如今带兵了。

一句话很平静，却把两个人之间20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一个曾经需要别人伸手相助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守卫上海的将领，一个当年在困境中拿出积蓄帮助他的人，也已经成为这座城市颇有名望的女性。

董竹君帮助过的进步人士，并不只有宋时轮。她1900年出生在上海贫苦家庭，少年时期曾被卖入青楼，后来接触革命党人，东渡日本，回国后投身实业。她经营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在上海有较高知名度，也曾为一些进步人士提供掩护和联络便利。

这样的经历，让她后来面对国家命运时，不只是一个旁观者。1951年，她把锦江饭店无偿交给国家，饭店后来成为上海第一家国宾馆，接待过许多重要客人。

宋时轮与董竹君的故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后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宋时轮率第9兵团紧急入朝参战。在长津湖战役中，部队面对严寒、缺衣少粮等困难，与美军陆战第1师等部队展开激战。

从上海街头的80块大洋，到长津湖的冰天雪地，中间隔着20多年，也隔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场景。宋时轮没有忘记那次援手，董竹君也没有把自己的帮助当成值得反复宣扬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