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个浑身恶臭的“流浪汉”被塞进面包车。人贩子捏了捏他胳膊，嫌弃道：“太瘦。”送他来的人赶紧赔笑：“傻是傻点，力气有，吃不多。”

主要信源：（宣讲家网——暗访黑砖窑记者崔松旺：监工每分钟都在打人）

脚掌拍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身后摩托车的轰鸣越来越近，夹杂着几声狗叫。

崔松旺顾不上回头看，只知道拼命往前跑。

他已经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右脚崴了，每踩一步都钻心地疼。

前方是一片玉米地，叶子划在脸上生疼，但他不敢停。

他跳进一条齐腰深的河，河水浑浊发臭，泡在里面一动不敢动。

摩托车声在岸边停了很久才远去。

他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直到手脚发麻，才敢慢慢爬上岸。

几个月前，他还坐在电视台的办公室里，过着普通记者的日子。

2011年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电话那头是个父亲，声音发抖，说他儿子刚从黑砖窑里逃出来，和一个同样有智力障碍的同伴一起。

两个孩子说不清自己经历了什么，但身上的伤疤不会说谎。

那位父亲求电视台帮忙曝光，怕更多人受害。

崔松旺挂了电话，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

不是去采访，是去卧底。

为了混进去，他把自己彻底弄脏。

半个月不洗澡不刷牙，头发黏成一绺一绺的，指甲缝里塞满黑泥。

他在火车站附近游荡，学着智力障碍者的样子走路，眼神涣散，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

地上有别人扔的烟头，他捡起来塞进嘴里嚼。

路边摊吃剩的半碗凉皮，他端起来几口扒拉干净。

那些在火车站物色人选的人贩子注意到他了，观察了两天，觉得这是个好控制的傻子，就把他带走了。

一辆面包车把他拉到砖窑，一个老板模样的人看了看他，掏出500块钱。

交易完成。

进砖窑的第一关是搜身。

监工对每个新来的人都查得很仔细，怕有人带不该带的东西。

崔松旺身上藏着微型摄像机和录音器，就塞在皮鞋里。

眼看就要被翻出来，他急中生智，打了个喷嚏，用手把鼻涕一抹，顺手擦在鞋面上。

监工嫌脏，皱着眉头摆摆手，没再往下查。

砖窑里的日子比他能想到的任何情况都糟。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

搬砖、码砖、烧砖，重复的动作做到手臂抬不起来。

吃的是清汤寡水，一碗稀面条漂着几片菜叶，根本顶不住一天的消耗。

到了晚上，几十个人被赶进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挤得连翻身都困难。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空气里混杂着汗味、霉味和粪便的臭味。

谁要是干活慢了，监工抬手就打。

皮带抽、棍子捅、巴掌扇，什么顺手用什么。

崔松旺亲眼看见一个工友因为搬砖慢了半拍，被监工用三角皮带抽在后背上，皮肉翻开，血顺着脊背往下淌。

那人叫都叫不出来，只是缩着身子发抖。

崔松旺一边干活，一边偷偷按藏在鞋里的录音器和摄像机。

他不敢频繁操作，只能趁监工转身的时候快速按一下。

那些画面和声音，记录了砖窑里真实的情况。

证据收集得差不多了，他开始计划逃跑。

第一次，他半夜试着磨断手腕上的绳子，刚磨了一半就被巡夜的监工发现，一顿拳脚招呼过来。

第二次，他趁白天监工打盹的空隙往外冲，但地形不熟，跑出去没多远就被抓了回来，又是一顿打。

两次失败之后，他没有放弃。

第三次机会来得突然。

砖窑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

他借口说口渴要喝水，趁着混乱钻进了一片玉米地。

监工很快发现人不见了，发动摩托车带着狗追出来。

他听见身后的引擎声和狗叫声越来越近，脚下不敢停，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

最后跳进一条河，躲在污水里，听着岸上的动静一点点消失。

同事接到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沿着他说的方向找了很久才找到他。

见到同事的那一刻，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浑身湿透，脚肿得穿不进鞋，隐形眼镜也在水里掉了，几乎看不清东西。

回到电视台后，他把收集到的证据整理出来。

半年后，一部名为《智障奴工》的纪录片播出。

警方根据线索捣毁了4个黑砖窑，抓了8个人，解救了30多名被非法拘禁的工人。

这些人里，被困最久的整整5年，最短的也有3个月。

有些人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

那一年崔松旺25岁，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后来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

他在社交账号上晒孩子的画，管她们叫小甜甜。

他坚持每天跑5公里，这个习惯保持了1600多天。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能扛，他没多解释。

但了解那段经历的人大概明白，一个在黑砖窑里拼过命的人，早就知道什么叫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