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网（10月5日）写道：“由于日中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加紧推进设立类似美国中情局或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机构，实施海外情报收集与反间谍工作，预计2028年成立。首相高市早苗说，加强情报能力是‘当务之急’。日本青山学院的学者表示，澳大利亚是日本的榜样，在情报方面，日本可以与澳大利亚进行合作。”

先把时间线摆出来。2026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7月31日，“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作为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

国家情报局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首任局长原和也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职于日本驻俄罗斯和美国大使馆，级别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相同。下一步，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专门负责海外人力情报收集，并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

这套架构的核心，是把分散在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的情报职能，统一收拢到首相官邸的垂直指挥链条里。

日本此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本质上是一个协调机关，负责把各部门的情报汇总上报，没有对各机构的指挥权。国家情报局不一样，它被赋予了综合协调权，相当于把情报工作的方向盘从各部门手里拽到了首相桌上。

日本为什么现在急着做这件事。直接触发因素是高市政府认为“混合威胁”在加剧——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经济安全风险。但更深的动因，是日本想在情报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日本长期依赖美国的情报支持，在中东、朝鲜半岛、台海等方向，很多关键判断都得看美方给什么。这对一个把“战略性自主”挂在嘴边的国家来说，是硬伤。打造一套独立的情报采集和分析链条，是“正常国家化”绕不过去的一步。

再往深了看，日本情报体系的这次大改，不是从零开始，是战后七十年碎步调整的集中收口。1952年，日本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成立内阁情报调查室。

此后几十年，日本情报体系一直是“多头分工”格局：内阁情报调查室管协调，公安调查厅管反间谍和对外情报，防卫省情报本部管军事情报，警察厅管国内安全。

1997年日本政府就提出过合并这些机构、组建统一“情报局”的方针，但一直没推下去。高市这次把七十年前的方案重新翻出来，并且真动手了。

对外情报厅的定位更值得警惕。国家情报局管的是统筹协调和对内反间谍，对外情报厅管的是海外人力情报——也就是派人在国外收集信息。

日本自卫队今年3月已经做了配套改组，海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集团”，陆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队”。政府情报机构加军队情报部队同步扩编，这不是一个部门调整能概括的事。

日本国内对这件事的争议，集中在“特高课”这个历史类比上。特高警察是战前日本专门镇压社会运动、监控思想言论的特务机构，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是它的法律依据，最初用来镇压反战人士和左翼学者，后来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民众。

日本媒体现在把高市的情报体系改革跟“特高课”放在一起讨论，不是随口扣帽子。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的职能里，包括防范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阻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和“操控舆论”。

谁来定义什么是“虚假信息”，谁来判定什么是“外国干预”，这套权力一旦落到首相官邸手里，日本国内的舆论空间会收紧到什么程度，日本媒体自己已经在担心了。

《东京新闻》的评论说得直接：此前几届政府已经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视民众的法律，高市一旦完成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和“间谍防止法”三件套，日本政府对民众的监视必将进一步升级。

《京都新闻》的社论更狠：当年的《治安维持法》给持不同意见的日本人贴上“非国民”标签，计划中的“间谍防止法”或令日本重蹈历史覆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26年5月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这件事时，用了“罄竹难书”四个字来形容日本情报机构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她说，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这话不是外交辞令，是在提醒日本：情报机构这辆车，历史上往哪个方向开过，前面到过什么地方。

日澳情报合作这条线，是这套情报改革的外部支撑。2012年日澳签署《情报安全协定》，2023年《互惠准入协定》生效，为两国军队在对方领土上活动提供了法律框架。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中明确表达了关切，指出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为政者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这话说得很克制，但指向很清晰。

信息来源：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 暴露其加速“再军事化”险恶用心
来源： 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