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并不认为赵坨建立的南越国是他们的。越南人的历史是这样的： 1，先秦时期，越人在长江以南到越南的广阔领土上愉快的生活着，其中的一个首领雄王在越南地区建立了瓯越国。 2，秦始皇统一6国后，派大军开始对越人发动战争（秦始皇征百越），但秦朝很快灭亡，秦军将领赵坨乘机割据，在广东建立南越国，后用阴谋手段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赵佗到底“是哪国人”，而是两千多年以后，人们究竟把谁写进了自己的历史主线。
今天翻看越南官方机构对古代史的介绍，会发现赵佗并没有被放在越南早期国家的起点上。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目前仍把文郎、瓯雒作为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认为文郎大约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到了公元前3世纪，蜀泮安阳王联合瓯越和雒越居民，建立瓯雒，政治中心位于古螺。
这与参考资料里“雄王建立瓯越国”的说法并不一样。按现在较常见的越南史学体系，雄王与文郎联系在一起，瓯雒则属于后一个阶段。两者虽然带有不少传说成分，但东山文化遗址、青铜器、墓葬和农业遗存，为红河流域在这一时期形成较复杂政治社会提供了考古依据。2025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有关东山文化的研究文章，仍把东山文化视作文郎、瓯雒形成的重要基础。
赵佗恰恰出现在这条历史线发生巨变的时候。
秦统一六国后继续向岭南推进，在今天广东、广西一带建立郡县。秦朝迅速瓦解后，原南海郡官员赵佗控制岭南，以番禺为政治中心建立南越国。这个政权的地盘后来扩大到红河三角洲部分地区，把原来的瓯雒区域也纳入控制。
问题也就在这里出现了。
如果从秦汉政治史来看，南越国是秦末岭南局势分裂的产物。它控制着今天中国南部以及越南北部的大片区域，是一个典型的跨地域政权。
可如果从现代越南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来看，故事会换一个方向：文郎、瓯雒被放在“本土早期国家”的位置，赵佗的政治中心却远在番禺，而且是从岭南向南兼并瓯雒。于是赵氏南越自然越来越容易被解释为一个进入红河流域的外来政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并非从古至今完全没有变化。越南古代一些史家曾经把赵氏纳入王朝序列，后来史学解释逐渐发生调整。换句话说，“赵佗是不是越南王朝”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后世不断重新解释历史的结果，并不是公元前2世纪的人已经给出的答案。
公元前111年，汉朝灭南越，红河流域随后进入汉王朝郡县体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越南传统史学概括为“北属时期”。

这里也要避免一个常见误区：不能把所谓“百越”直接理解为一个现代民族。
先秦、秦汉文献里的“越”，实际上是中原王朝对南方许多不同群体的一种宽泛称呼。从浙江、福建，经江西、广东、广西一直延伸到红河流域，各地群体的语言、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并不完全相同。今天把他们全部装进一个现代民族框架，很容易把复杂历史讲简单了。
公元40年发生的二征夫人起事，正是在后来越南民族历史叙事中被不断强化的一个节点。
这场起事持续时间并不长，公元43年即告结束。但在越南后世记忆里，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场地方反抗的意义，逐渐成为抵抗外来统治和追求自主的象征。
这种历史记忆真正形成清晰转折，还要等到10世纪。
938年，吴权在白藤江击败南汉水军，939年称王。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长期把这一胜利视作结束长期北方直接统治、开启独立自主时代的重要节点；2026年6月，越南军事历史博物馆介绍白藤江历史时，仍将938年、981年和1288年三次战役作为越南历史记忆中的关键胜利。
所以，从越南现代历史叙事看，938年的意义其实比赵佗建立南越更加重要。
赵佗代表的是一个控制红河流域的跨区域政权，而吴权则被解释为重新建立本土自主政治秩序的人。这种“谁结束北属、谁重建自主”的逻辑，后来成为越南理解自身古代史的重要线索。
但如果由此推导成“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一直进攻越南、越南一直抵抗”，同样会把历史说得过于简单。
例如1075年至1077年的宋越战争，开局并不是宋军先打进大越，而是李朝将领李常杰率军主动进入宋境，攻打钦州、廉州和邕州。随后宋军才组织大规模南下反攻，双方经过激战后议和，后来又进行边界和人员问题的交涉。即使越南军事史今天把李常杰的行动解释为“先发制人”，也恰恰说明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一条单向入侵线。
元朝时期同样如此复杂。13世纪蒙古、元军数次进入大越，陈朝军队多次组织抵抗。1288年的白藤江之战尤其出名。但战争结束以后，大越并没有同元朝彻底断绝政治往来，而是重新建立朝贡和外交关系。
到明代，情况又有变化。15世纪初明军控制当地，随后爆发持续多年的蓝山起义，最终明军撤出，后黎朝建立。这样的历史经历，使“摆脱北方直接统治”成为越南古代政治记忆里一个不断被强化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