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袁世凯后人在美国相聚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彼时，距离袁世凯1916年去世已过去33年，袁家在政坛的辉煌早已落幕。袁世凯一生一妻九妾，共育有32名子女，他的子孙后代怎么样了？
袁珣祯用抹布把餐馆墙上那张合影的玻璃框又擦了一遍。她数过，照片上连大人带孩子，一共十七个人。这就是如今在美国能找到的、还能聚起来的全部了。
那天拍照时最小的袁纬承，现在正在后厨帮忙剥豆子。他今年十五岁，英文说得比中文流利。袁珣祯看着他，想起他父亲袁克坚——那个留在天津、至死没踏出国门的六哥。袁克坚去年冬天肺病过世，消息传到纽约时，豆子正煮在锅里。
二姐袁仲祯上个月搬去了旧金山，她儿子在那边开了家杂货铺。走之前，她把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只玉镯留给了袁珣祯。“你留着，好歹是个念想。”袁仲祯说这话时，窗外正下着纽约冬天的第一场雪。
餐馆白天生意清淡，袁珣祯就坐在柜台后面写信。不是每封都寄得出去，但她习惯了把知道的消息都记下来：家骝评上了终身教授；健雄的实验上了报纸；三房的女儿嫁了个美国人；四房的儿子进了银行……
有一天，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进餐馆。他点了碗面，吃完后没走，反而走到照片墙前端详了很久。
“您是袁家人？”男人转身问。
袁珣祯点点头。
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我从香港来，受人所托。”信是袁克定的孙子写的，说国内形势松动些了，问海外亲人能否寄些外汇回去，帮补留在上海的几位姨娘。
袁珣祯接过信，手有些抖。她算了算餐馆这个月的盈余，又想起后厨等着付薪水的两个帮工。最后她走进里屋，从铁皮盒里取出三百美元，用信封装好。
“替我带句话，”她把信封递给男人，“就说……大家都在。”
那之后，陆陆续续又有消息传回来。有的说某房姨娘病故了，丧事办得简单；有的说某个侄子参加了工作，在纺织厂当会计；也有的说老宅彻底拆了，原地盖起了工人宿舍。
袁纬承十八岁那年，提出想去加州念工程。袁珣祯把餐馆抵押了，贷出一笔钱。“好好学，”她把存折递过去，“学成了，记得还有一大家子人。”
照片墙上渐渐添了新的——袁家骝领奖的照片，吴健雄在实验室的照片，孙辈们毕业的照片。只有中间那张1949年的合影，颜色越来越黄，面孔越来越模糊。
八十年代初，有国内来的学者到餐馆吃饭，认出墙上的照片。“这是袁项城的后人？”学者很惊讶，“没想到散落成这样。”
袁珣祯给他续了茶。“三十二个子女，”她慢慢说，“如今有在美洲的，有在欧洲的，留在故土的不到三分之一。从政的没有了，做学问的、开餐馆的、当工人的、教书的……各走各的路。”
学者问她后不后悔当初出来。
她看了看窗外曼哈顿的车流，又回头看了看墙上那张合影。“出来了，就好好活。”她说，“每个名字底下，都是活生生的人。”
袁珣祯去世前，把餐馆留给了袁纬承。遗嘱里特别交代：墙上那张合影不许丢。
如今那家餐馆还在曼哈顿营业。新换的相框里，1949年的十七张面孔安静地望着来来往往的食客。偶尔有懂历史的客人驻足，服务员会递上一份简单的家谱复印件——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三十二房枝杈延伸出去的、遍布半个地球的名字与职业。
最后一个名字后面，跟着不同的城市：纽约、旧金山、上海、天津、巴黎、伦敦。而最早的起点后面，只标着两个数字：1859—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