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走那条路，先辈的血就白流了！”这句话，最近戳中了千万人的心。它让人心头一震，不是因为大家怕改革，而是有人正把“全面私有化”包装成改革唯一的终点，仿佛不照西方那条路走，中国就没有活路。
真正需要弄明白的，其实不是中国还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究竟为了什么、往哪里改。把改革简单理解为国有资产越少越好、公共资本全部退出越好，甚至认为只要把所有权变成私人所有，一切经济问题就能自动解决，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实践，也与今天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不是一回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从来没有把所有制问题做成简单的“二选一”。既不是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发展，也不是只有民营企业才有效率。真正走出来的道路，是让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各自作用。
这一点到了2026年依旧没有改变。
今年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方向写得很清楚：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边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向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要领域集中；另一边继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进一步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今天讨论的改革，从来不是“国退民进”四个字能够概括的，更不是把国有资产全部卖掉。该由市场竞争的领域，就继续破除不合理壁垒，让民企、国企在规则下竞争；关系能源安全、通信网络、交通骨干、重大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的关键部分，则需要保持国家战略能力。
这种安排背后并不神秘。
一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能源、电网、铁路、通信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完全按照资本回报率配置资源，很多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资本首先考虑的是投入以后能获得多少收益，而国家治理还必须考虑边远地区有没有网络、重大灾害发生后谁来承担应急任务、战略产业遭到外部封锁时能不能顶得住。
市场讲效率，国家还要讲安全、公平和长远发展。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把边界划清楚。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是把“公”和“私”人为摆到擂台两端，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不同类型企业各尽其长。
2024年出台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已经明确提出，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同时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其中既要求国有资本增强核心功能，也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
再往前看，制度基础其实早就写清楚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制度设计开始，就不是复制某个西方国家的所有制模式。
有人容易把“市场化”和“私有化”混成一个概念，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市场化强调价格、竞争、供求关系和企业自主经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私有化讨论的是资产所有权归谁。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参与充分市场竞争，民营企业也必须接受市场监管和法律约束。把两个概念捆在一起，再得出“搞市场经济必须全面私有化”的结论，本身就是偷换概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进入法治化阶段。
民营企业能创造财富、扩大就业、推动创新，就应当给它稳定、公平、透明的发展环境；国有资本承担战略安全、公共服务和重大基础产业任务，就应当把这些领域做强，同时提高经营效率。两条腿一起走，比砍掉其中一条腿再谈效率，更符合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国企改革本身同样不能停止。
强调反对全面私有化，不等于认为国有企业不需要改革，更不等于只要挂着“国有”两个字就天然高效。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专业化整合、投资效率、国有资产监管，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推进的改革内容。“十五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增强价值创造能力。
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把复杂问题做成一道极端选择题。
企业效率低，就改善治理；竞争不足，就扩大开放；民企遇到准入壁垒，就清理壁垒；国有资本布局过散，就向重要领域集中；行政干预不合理，就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这才叫改革。
如果碰到问题只剩下一副药方——“卖掉”，那反而不是改革思维，而是省略了改革最困难的部分。
中国人大相关理论梳理指出，这套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到了2026年再讨论改革，更不能拿几十年前的旧问题套今天的中国。真正成熟的改革，是知道哪些地方必须改，哪些障碍必须拆，哪些活力必须释放，也知道哪些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东西必须牢牢守住。改革不是为了变成谁，而是为了让中国自己的道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