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1岁的宋美龄怀孕了。蒋介石当晚下的命令是：谁走漏消息，按军法处置。
熊副官站在官邸回廊的阴影里，看着一名亲信侍卫被悄无声息地调往汉口。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命令是封口，但真正的较量，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
三天后，宋美龄的卧房外多了两名护士。她们是宋霭龄从上海广慈医院请来的，背景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所有送往夫人房内的物品，都要在偏厅经过一道转手。负责转手的哑仆，是蒋早年从老家带出来的老人，只认蒋介石和熊副官两个人的手势。
安稳日子只持续了十天。那天清晨，负责采买的小伙计没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后门。熊副官立刻带人去找，在一条暗巷里发现了小伙计的尸体，脖颈处有极细的勒痕，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小截撕扯下来的西装布料。布料质地精良，不是寻常人家能用得起的。
线索看似断了。但熊副官注意到，尸体手指缝里除了布料纤维，还有一点极细微的、暗红色的植物碎屑。他悄悄将碎屑送到金陵大学一位研究植物的教授那里。教授的答复很简单：这是藏红花的花蕊，而且是产自伊朗的上等货，南京城里有能力弄到这个的，不超过三家。
熊副官没有声张，只是将这三家的名字记在心里。他加派了暗哨，昼夜不停地盯着。一周后，其中一家——主营洋货的“丰昌号”——的掌柜，深夜密会了一位客人。暗哨认得那张脸：周维宗，财政部新上任的关税司副司长，留日归来，风头正劲。
消息递到蒋介石面前时，他正在批复一份文件。他听完，笔尖没有丝毫停顿，只在文件末尾签下一个力透纸背的“可”字。他抬起头，对熊副官说：“夫人需要静养，从今天起，任何外来的滋补品，一概不用。官邸里的人，你再筛一遍。”
筛查的结果是，又调走了三个佣人。官邸似乎重新密不透风。然而，宋美龄的孕象却一天比一天不稳。随侍的德国医生私下对熊副官摇头，用生硬的中文说：“夫人忧虑……太重。”
孩子最终没能保住。消息被严格封锁在官邸高墙之内。蒋介石照常出席会议，训示部下，只是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当有人再度提起财政部的某项拨款议案时，他突然打断，冷冷地说：“账，要一笔一笔算。有些账，现在算不清，以后总要算。”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在场众人面面相觑。只有坐在角落的周维宗，脸色瞬间白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
时间飞逝，抗战烽火燃遍全国。周维宗凭借精通日语和与日方的微妙关系，在物资调配的岗位上步步高升，过得风生水起。
1945年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肃奸和整顿经济成为当务之急。一份关于战时物资管制腐败的彻查名单，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周维宗。罪状清晰：利用职务之便，勾结日商，囤积战略物资，牟取暴利。
逮捕令签发得异常迅速。在周维宗位于上海的豪华公寓里，查抄出的物品堆积如山。其中，有几个精致的檀木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正是产自伊朗的藏红花，包装的棉纸上，还印着模糊的日文商标。
宣判那天，蒋介石没有过问细节。他只是让熊副官将一份尘封的档案取来。档案很薄，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纸，纸上粘着几丝暗红色的植物碎屑，以及一块陈旧得几乎辨不出颜色的西装布料碎片。
他看了一眼，划燃火柴，将档案一角点燃。火苗吞噬了纸张，也将那碎屑和布料化为灰烬。火焰跳动在他深陷的眼窝里，没有映出任何波澜。
灰烬落定，他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自言自语般低声说了一句：“十年不晚。”
窗外，秋风正紧，卷落了庭院里最后几片梧桐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