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联将领李兆麟赴年轻女子家做客，喝茶后觉苦涩，警觉道，“这茶不对劲！”女子冷笑回应，你可以上路了！

这句话的场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不过“你可以上路了”是后来文艺作品里的演绎，孙格龄当时喊的是一句暗号——“再换一杯吧”。喊完，她转身跑下楼，厨房里冲出三个男人。

1946年3月9日下午4点左右，李兆麟独自走进哈尔滨水道街9号。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当时担任滨江省副省长兼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进门之前，在日历上写了一行字：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出门前还叮嘱妻子金伯文把衣服熨好。

水道街9号离中苏友协不到一百米。他本来不用一个人去。司机卢德才和警卫员李桂林开车送他到地段街时，车坏了。正好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坐马车路过，李兆麟搭车先回了友协。

等了近一个小时，李桂林还没修好车回来，他决定自己走过去。出门前对秘书于凯说，李桂林回来告诉他，我到水道街9号去了，那个地方离华丰楼不远。

这个局不是临时设的。军统滨江组早在1945年底就把李兆麟列为一号目标，行动组组长何士英。他们试过在路上开枪，试过在饭店埋伏，试过派人潜入中苏友协刺杀，三次硬方案全部失败。滨江组换了条路——找一个人，让李兆麟信她，把她当自己人，再引到笼子里。

孙格龄就是这个人。1919年出生在山东掖县，中俄混血，母亲是沙俄军官的女儿。她当时是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在李兆麟与杨绰庵的接洽中负责联络。

军统给她设计了一个身份：抗联烈士孙彪的女儿。李兆麟当年确实有一个警卫连长叫孙彪，临终托他照顾妻女。孙格龄拿着这个身份出现在李兆麟面前，说父亲提过李将军，东北抗日靠的就是李将军。

李兆麟信了。三八节大会上，孙格龄凑过去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请他第二天去水道街9号。李兆麟当天有活动安排，婉言谢绝。孙格龄又于午后打电话称事情紧急，李兆麟当即允诺。当晚临睡前嘱咐夫人金伯文，第二天要会晤国民党要员，请把衣服熨好。

李兆麟到了水道街9号，孙格龄端上毒茶。李兆麟喝了一口，皱眉说水咋这么咸，头咋这么晕。孙格龄大喊暗号后逃走。

三名凶手冲入客厅，土匪高庆三用白骨匕首朝李兆麟胸部连刺七刀，其中一刀贯穿胸背。李兆麟身上手枪子弹被搜走，遗体被军大衣盖住头部，拖到里屋床下。

李桂林修好车回到友协，受于凯嘱咐去接李兆麟。在楼梯上，李桂林碰见阎钟章一伙，问他们看见一个中高个、身材魁梧、穿大衣的人没有。

凶手们支吾一句一个人也没看见，仓皇逃走。阎钟章后来供认：一见到李桂林，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知道李将军是从苏联回来的，一旦暴露，老毛子决饶不了我们。

当天晚上，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余秀豪下令全城搜寻。余秀豪明面上是市公安局长，暗地里是军统滨江站站长，暗杀计划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他命令全城搜寻，同时暗地撤走现场痕迹。消息被压了几天，报纸上登出的是李某因私会女子发生冲突被刺身亡的桃色新闻。

3月24日，哈尔滨数十万人在道里公园举行公祭和安葬仪式，公园随后改名为兆麟公园。水道街被更名为兆麟街，公园小学改为兆麟小学校。

1946年8月15日，哈尔滨人民群众为李兆麟建立纪念墓碑，碑上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十一个金色大字，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

凶手们的结局各不相同。1949年10月19日，由哈尔滨市市长饶斌担任审判长组成特别法庭，在兆麟公园对此案进行公开审判，阎钟章、刘文升等主要案犯被判处死刑。

余秀豪逃往台湾，后来去了美国。1963年他在美国自杀身亡，临终说了一句话：我合该有此报应。孙格龄逃往台湾，有说法称1954年因结核病去世，临终承认了罪行。

“墨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1946年春天的哈尔滨满城都在传李省长死在女人肚皮上，可李兆麟遇害那天，日历上写的是公务，妻子给他熨的是出门的衣服。

2011年，哈尔滨市在原水道街9号、现兆麟街88号建立了李兆麟将军纪念馆，用百余块展板和147件历史文物向公众展示将军的生平。馆里那些展板上的文字，和当年电线杆上贴的传单，说的是同一个人，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