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抛出一个死活没人信的暴论：苏联1991年散伙，第一大罪人根本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早早死在20年前的赫鲁晓夫。当年听到这话，很多人翻了个白眼。
久加诺夫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拍摄于1985年的合影。那是他担任苏共意识形态部副部长时，参加一次内部研讨会的留念。照片里，几个年轻的理论干事正围着他，眼神里充满困惑。
一个叫伊万诺夫的青年递上一份报告，是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选修率统计。曲线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平缓下滑，到八十年代初已近乎触底。伊万诺夫指着图表问：“部长同志，根子上的动摇，是不是从二十大的报告公开传播到校园开始的？”
久加诺夫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文件柜前，抽出一个标注“1961-1965”的旧档案盒。里面有一份泛黄的会议记录副本，记录的是某边疆区党委的紧急会议。当地第一书记汇报，一批基层党员在学习了二十大报告内容后，公开质疑“既然过去的道路被彻底否定，我们现在走的又算是什么？”
他把这份记录推到伊万诺夫面前。“看这里，1962年。思想的裂痕不是一夜出现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批驳为‘罪行’，但他没有、也无力给出一个能凝聚所有人的新信仰体系。他砸碎了旧神像，却没有立起新神龛。于是，那些曾经对着神像祈祷的人，开始怀疑祈祷本身是否还有意义。”
伊万诺夫翻看着后续的材料。有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刊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悄然复刊的记录；有经济管理混乱导致同一批次零件在三个不同共和国生产，却因标准不一无法组装的投诉文件；甚至有中苏关系恶化后，远东军区要求追加巨额军费预算以应对漫长边境线的申请报告草稿，边缘有领导批示：“暂缓，但需持续警惕。”
“所以您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伊万诺夫迟疑地说。
“戈尔巴乔夫打开的，是一扇早已被虫蛀空的门。”久加诺夫坐回椅子上，手指点了点那张合影，“我们这代人，包括他，都是在‘秘密报告’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教科书里，前三十年的历史是模糊而扭曲的；我们的政治教育，充满了对过去的批判，却缺少对未来的坚实描绘。当他试图推倒那扇门时，整面墙都跟着垮了，因为承重结构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腐朽。”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窗外。“有人问我，是不是给戈尔巴乔夫开脱。不是。他是那个按下爆破按钮的人，理应负责。但我想让人们明白，炸药是赫鲁晓夫埋下的，导火索在他死后多年里缓慢燃烧。看清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和核武库的超级大国，会从内部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人心先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伊万诺夫离开时，带走了那份1962年的会议记录复印件。几个月后，他在一篇内部研究文章中引用了这个案例，用以说明意识形态根基动摇的长期性与隐蔽性。文章没有署名，只在结尾处写道：“诊断病灶，需回溯最初的感染时刻。”
久加诺夫读到这篇文章时，正在准备一次公开演讲。他把文章夹进讲义，最终却没有直接引用里面的任何句子。演讲中，他只是对着听众说：“一座大厦的倒塌，最后离开的人当然有责任。但我们更应追问：是谁最先抽走了关键的承重砖？又是谁，在几十年里，对墙壁上越来越多的裂缝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