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两名女子与网上结识的男子交往之后遭到对方拉黑失联，情急之下不约而同拨打 110 哭诉遭到 “欺负”，希望借助警方的力量找到对方。结果人没有找到，二人反倒领到行政处罚。淄博张店公安前不久连发两则案情通报，看完引人深思，这并非受害者的遭遇，而是两堂警示课：切莫把公共警务资源当成个人的情感售后。

类似事情，早在其他地方出现过。 2024年4月16日，广州番禺沙湾派出所接到欧某报警，欧某称两天前被陈某强奸。民警很快找到欧某和陈某，并将两人带回调查。

结果查明，欧某与陈某原本是男女朋友，后来感情不和，陈某不愿继续见面。欧某为了迫使陈某出现，虚构了强奸警情。事实弄清后，欧某被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200元。

浙江台州三门县还发生过一起更能说明警力如何被调动的案件。2021年1月一天凌晨5点左右，海游派出所接到110指令，一名女子报警称在海游街道某大厦遭强奸。值班民警联系报警人的同时，刑侦大队技术室人员也携带装备赶往现场。

报警人晓琴和男友晓刚随后接受调查。两人已经同居数月，也在同一家KTV工作。事发前一晚晓琴喝了酒，第二天清晨双方因琐事争吵，晓琴随即报警。

由于两人的说法存在明显差异，民警进行了多次询问。晓琴最后承认，并不存在所称的强奸事实，报警是因为和晓刚发生矛盾。晓琴最终被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200元。

再看2026年的淄博张店。2月，王某向房镇派出所报警称在酒店遭强奸。警方调查发现，王某与李某通过社交平台认识，当日自愿前往酒店并发生性关系。

李某离开前删除了王某手机内的联系方式和聊天记录。王某随后联系不上李某，为了让公安机关寻找李某，虚构了强奸事实。3月1日，王某因谎报案情受到行政处罚。

7月，公园派出所又接到李某报警。调查显示，李某与张某在2026年5月通过社交平台认识，长期聊天后发展为情人关系，并事先约定见面发生性关系。

后来李某联系不上张某，便希望利用报警让警方寻找张某，于是编造强奸事实。几天后，李某主动到公安机关交代真实经过。7月21日，李某也受到行政处罚。

但虚假报警如果进一步发展，处理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公布过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2021年6月至11月，王某甲、王某乙和李某某事先分工。

李某某通过社交软件或者酒吧结识男性，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并故意留下抓痕，随后报警称遭到强奸。王某甲、王某乙再冒充李某某的成年亲属，向相关男子索要钱财。

2021年10月31日，李某某报警称孙某某强奸自己。公安机关当天立案，并对孙某某采取强制措施。

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人员关系、通信和活动信息，发现所谓亲属身份并不真实，三人在案发前后又存在密切联系，案件侦查方向因此调整。

最终查明，三人以类似方式诬告陷害8人，其中3人曾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对4人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取得8.7万元。

2023年1月17日，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判处王某甲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王某乙七年，李某某六年，并分别判处罚金。

这里也能看出张店两案与安阳案的区别。张店公开案情显示，两名报警人的目的都是寻找已经联系不上的对象，最终按治安违法处理。

安阳案则存在事先策划、虚构犯罪事实、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并索取财物等行为，因此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2025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谎报案情并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可以依法处罚；第二十条同时规定，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所以这几起事情真正受到法律评价的，并不是恋爱是否成功，也不是分手后谁更生气，而是报警人有没有如实提供案情。感情关系可以结束，联系方式也可以删除，但拨通110以后，陈述的事实必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