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称呼四大元帅为老总， 分别为朱老总，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
从称呼上也能看出四位元帅在主席心中的地位之高。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来到毛主席住处。
两人都已年过八旬，毛主席见到这位几十年的老战友，仍按战争年代的习惯称了一声“老总”。

这个称呼已经用了很久。1937年1月5日，毛主席、张闻天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就出现过“朱老总谈话”的字样。那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没有1955年的元帅军衔。

朱德已经担任红军总司令多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出任总指挥。一个“朱老总”，最早连接的是实际职务、长期统兵和他在军队中的位置。

朱德与毛主席的关系还有一个旁人很难复制的条件。
1928年井冈山会师以后，两支革命武装合流，朱德主军事，毛主席抓党和军队的政治领导，“朱毛”由此成为红军早期最醒目的组合。此后中央红军几经转折，朱德的总司令职务一直延续。

到了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仍由朱德、彭德怀主持。称呼没有随着一次职务调整产生，也没有因为1949年以后战争规模改变而消失。

彭德怀被称为“彭老总”，路径与朱德并不完全相同。
1937年八路军改编，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解放战争进入西北后，彭德怀又承担第一野战军的主要指挥责任。

1950年朝鲜战争扩大，中国决定出兵，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人选仍落到彭德怀身上。

1951年初，彭德怀从朝鲜回国汇报战况。其军事秘书杨凤安后来回忆，毛主席见面时称他“彭老总”。这一声称呼放在当时的职务关系里，并不突兀。

延安时期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西北作战时手里握着一个战略方向的指挥权，到了朝鲜，又承担中国军队在境外作战的最高指挥责任。称呼跟着任务走了十几年。

贺龙的“老总”身份又有另一层来历。1927年南昌起义时，贺龙已经是第二十军军长，并担任起义军的重要军事指挥职务。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红二方面军成立，贺龙任总指挥。

抗战开始后，他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长期经营晋绥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没有一直站在西北野战军最前线。

中央形成前后方分工后，彭德怀负责前线作战，贺龙承担晋绥、陕甘宁方向的后方工作。部队扩充需要兵员，行军作战需要粮秣，伤员后送、地方武装和运输组织都离不开这个体系。

1947年9月，贺龙请示将警备第一旅、第三旅编成新的纵队，中央军委随即作出相应部署。毛主席称他“贺老总”，与他早年的总指挥经历相连，也没有因为后来负责后方而中断。

陈毅留下的职务轨迹更复杂。他参加南昌起义后跟随部队转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过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担任过西方军总指挥。

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他主持重要军事工作，后来出任军长。解放战争中，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领导职务，他都承担过。

1949年以后，陈毅的工作逐渐从单纯军事领域扩展到上海、外交等方面。
1958年，他出任外交部长。十年之后，他已经很少以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1969年2月，国际局势骤然紧张。毛主席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找来研究国际问题，指定陈毅牵头。谈到这几位久经战争的军事领导人时，毛主席称他们为“几位老总”。3月再次谈到陈毅的安排时，又直接使用了“陈老总”这个称呼。

这两次谈话把“老总”两个字的范围摆得很清楚。1955年国家建立军衔制度，授予的是十位元帅，没有另设一个“四大老总”的正式等级。1969年，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样被毛主席列入“几位老总”。“老总”从来没有变成一张由制度固定的名单。

但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四人的称呼确实格外稳定。
四个人早在授衔前很多年，就分别承担过总司令、总指挥、大军区和野战军一级的指挥责任。

朱德长期位居全军统帅层，彭德怀从八路军副总指挥打到朝鲜，贺龙统率过红二方面军又经营西北后方，陈毅则从红军、新四军一路负责到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他们同毛主席之间，不只是会议桌上的上下级关系，还隔着一次次军事部署、兵力调动和战略方向的共同经历。

1955年9月27日，朱德等十人正式成为共和国元帅。“元帅”从此有了严格的国家制度含义；“朱老总”“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却没有被写进任何军衔命令。

前者来自制度，后者从几十年的战争生活中留下。

十四年后的1969年，陈毅等几位老帅重新坐到毛主席面前，讨论的已经不是哪个纵队向哪里推进，而是边境安全和国际形势。毛主席仍按过去的习惯叫他们“老总”，随即把新的任务交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