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往东南前线。他先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对新四军行动的指示精神。完成军部工作后，他借回乡祭祖探亲的机会前往浙江绍兴，开展浙江地区的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3月22日，周恩来在西天目山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
六天后，他抵达绍兴，祭扫祖墓、探望亲属。再往前推一个月，2月23日，他还在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同叶挺、项英等人研究新四军今后的行动方向。

三个地点，面对的是三套不同的人和事，而周恩来使用的公开身份始终没有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这个职务在1939年仍然有效。周恩来可以公开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会见省政府主席、军政人员，可以登台讲话，也能巡视抗战机构。可这个身份没有给他指挥第三战区和浙江省政府的权力，更没有消除国民党方面的戒备。就在此前的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已经加强“防共”“限共”方针。合作还在运转，限制也同时增加。

武汉失守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发展华中”提到重要位置。
新四军却面临很现实的地理约束：军部在皖南，东面是日军占领区，南面和西南方向又有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部队如果长期守在原有地区，敌后活动空间有限；向国民党控制较强的地区扩展，摩擦又会迅速增加。

周恩来到云岭后，同叶挺、项英、陈毅等人研究部队行动，形成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向。选择东进、北上，兵力更多指向日伪控制区和友军力量较少的地区，既能扩大敌后游击战争，又能尽量减少同国民党军队争夺防区。

军队往哪里走之外，军部由谁有效指挥也必须解决。

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在党内和军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两人的工作关系此前已经出现矛盾。
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尊重和确定叶挺地位的意见，要求改善两人的工作关系。战略部署和领导关系在云岭被放到一起处理，因为任何一项悬着，部队都很难按新的方向展开。

3月14日前后，周恩来结束皖南工作。
3月17日，他进入浙江，却没有马上去绍兴。他先到金华，又转往浙西，与黄绍竑等浙江军政人员接触。浙江早已有战时政治工作队和一批参加抗日动员的青年，地方当局与中共之间也保持着一定合作。

周恩来到来后，重点放在维持这些已经存在的公开空间，让地方抗日力量继续运转。

“军委政治部副部长”这一身份很快发挥作用。
黄绍竑可以公开接待他，学校和军政机构可以邀请他演讲，地方官员也能同他讨论抗战。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金华还听取浙江、福建、江西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要求浙江党组织把巩固放在扩张之前，把组织质量放在数量之前。

两条工作线在同一段行程中并行。面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周恩来谈继续合作抗日、减少内部摩擦；面对中共地方负责人，他处理组织建设和党内工作。一个公开，一个不公开，依托的是同一条仍未关闭的国共合作通道。

3月28日，周恩来才抵达绍兴。
祭祖和探亲都是真实发生的私人活动。他祭扫祖墓，在周氏百岁堂续写家谱，也看望亲属。可这四天并没有从浙江任务中切出去。

他听取地方党政军人员情况，巡视政工机构，接触青年营、妇女营、少年营等抗日力量，又在公开集会上宣传持久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

绍兴当时有战时政治力量，有从沦陷区转来的青年，也有地方军政系统。周恩来没有兵权可以直接调动这些人，能做的是争取他们继续留在抗战共同线上，并利用公开身份接触那些地下党组织无法公开接近的地方上层人物。

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因为这个公开身份放松警惕。从周恩来抵达金华起，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人员便跟踪他的住处、行程和会客对象，后来还形成专门报告。

同一名“军委政治部副部长”，一面被地方政府公开接待，一面又被地方情报系统严密监视。

4月6日，周恩来结束浙江行程。几个月内，新四军江北、江南的指挥机构相继建立，部队继续向大江南北敌后地区展开。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也在继续加重。
1939年留下的是一组同时存在的事实：周恩来凭副部长身份公开通行，地方政府可以接待他，情报机关也在监视他；他能同黄绍竑商谈，却不能命令浙江省政府；能在云岭传达中央部署，具体执行仍要依靠新四军各部。

那条国共合作留下的公开通道正在收窄，新四军的活动重心却已经开始越过皖南一隅，伸向苏南、皖东和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