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国总理必须是周恩来？
从三个方面来说，资历，能力，人际关系。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他身边的四位副总理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四个人中，两人是党外人士。再往下看，政务院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还有三十个行政单位。

这不是一套从延安机关原样搬来的班子。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都是党外人士。十五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占了九人。四个委员会和三十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党外人士有十四人。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摆在总理面前的第一副担子，就是让这样一套来源不同、经历不同、专业不同的班子真正转起来。

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这副担子写得很具体。政务院负责联系、统一并指导中央各行政机关，领导地方人民政府；总理主持全院事务，每周召集政务会议，政务院的决议和命令还要由总理签署。

总理不是财政专家、政法专家或者教育专家的另一种称呼。
陈云主持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贸易、重工业、铁道、交通、农业、人民银行、海关等十六个部门归这条系统指导。董必武主持政治法律委员会，郭沫若主持文化教育委员会。

专业事务已经分别交给各自的负责人。

周恩来要处理的，是这些系统之间碰到一起以后由谁协调，谁来决定进入哪一道政府程序，怎样把中央决定变成各部门能够执行的行政动作。

这个位置需要足够重的资历。
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周恩来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中央转战陕北，他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

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他又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
到了建国前夕，他既参加中央最高层决策，又做过军委日常工作，还长期站在谈判桌前。政务院要从中央接到决定，再交给几十个行政机关执行，总理若压不住阵脚，下面各条系统很容易各走各的。周恩来此前几年的工作，恰恰一直在中央、军队、地方和谈判之间来回切换。

资历只能让人坐到桌前，几十个部门能不能接起来，还得靠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
1949年上半年，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周恩来已经同时进入另一种工作状态。4月，他主持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方面谈判。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他担任常委会副主任，又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共同纲领》草案的组织、讨论和修改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机构怎样设置，各方面人员怎样进入新政权，也在推进。

几个月后，这些工作不再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
10月19日，政务院及所属机构主要负责人获得任命。两天后，政务院开会。月底，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构和人员开始向中央政府体系移交。11月1日，政务院正式办公。

从谈判代表到政府组织者，中间没有很长的适应期。
周恩来身上还有另一项条件，放在1949年尤其重要。
抗战时期，他长期在武汉、重庆工作，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也同民主党派、工商界、文化界人士保持工作联系。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参加谈判和政治活动。

许多后来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他并不是到北平以后才第一次接触。

这种关系到了组建政府时，直接落进了人事安排。

黄炎培担任副总理并兼轻工业部部长，郭沫若任副总理并主持文化教育委员会，章伯钧出任交通部部长，马叙伦出任教育部部长，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中央还为傅作义配备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既让党外部长实际主持部门，又把党的组织领导嵌入新机关，合作不再只是会议上的名义。

十多年谈判和统战工作留下的，是一张能够用于协商、识人和安排工作的政治联系网。首届政府大量吸收党外人士以后，这张网进入了中央行政系统。而且，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让周恩来一个人包办所有事务。财经交给陈云，政法交给董必武，文教由郭沫若主持，几十个部委各有负责人。总理所在的位置，正好压在这些线的交叉处。

早在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中央政府的人选还没有完全确定，一些职位还要同党外人士协商。毛主席谈到未来政府安排时，却已经明确说周恩来一定要参加，职务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

半年后，这个安排成为正式任命。
10月21日那次政务院会议上，坐在同一套政府机构里的，已有老根据地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原国民党方面人物。

资历让周恩来能够代表中央推动政务，长期处理复杂事务的经历让他能把几十个机构接起来，多年积累的政治关系又使大批党外人士能够进入政府并承担实职。

11月1日，政务院正式办公，华北人民政府的行政班底完成向中央政府的移交。原来分散在党务、军队、统一战线和各专业系统中的人和机构，从此要在一套中央行政程序中共同运转。
周恩来坐在总理的位置上，面对的正是这些交汇到一起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