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私下和亲信坦言：“汉卿为人豪爽，重情义，有英雄气概。我早年和他在北平、汉口交往，相处还算融洽。”
军统的秘密电台里，译电员正将一份关于张学良日常活动的密报译成电文，准备发往重庆。戴笠摆摆手，示意先压一压。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没说话。亲信知道，局长每次从贵州回来，总要这样站一会儿。
密报记录的无非是些琐事：张少帅今日读完《明史》一卷，托人购置新到的《东方杂志》，午后在警戒范围内散步四十分钟。内容平淡，按惯例只需存档。但戴笠这次拿起笔，在电文纸下端空白处添了几个字：“阅读所需书籍杂志，可予照准。散步时间若无异常，不必每日呈报。”写完，他将纸推回给译电员。
“这……”译电员有些迟疑。此类生活细节的放宽，虽不涉及原则，却也无先例。
戴笠没看他，只淡淡道：“照发。”
命令下达后，贵州那边的看守负责人很快回电确认，语气谨慎地询问尺度。戴笠口授回电：“分寸你自把握。只一条：人不能出事，也不能出去。”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其余的，让他活得像个读书人。”
自此，阳明洞的张学良，房间里渐渐多了一些外界新出版的文史书籍，散步时身后跟着的卫兵，步子也松缓了些。有次他试着问看守，能否找些关于航空的英文资料，看守层层请示上去，最终竟也获准了。东西送到时，包书的牛皮纸上印着香港的书店标记。张学良摩挲着那标记，良久无语。
这些细微变动，自然瞒不过重庆某些人的耳目。一次高层会议上，便有人含蓄提起，对特殊人物是否过于“宽纵”。戴笠听着，等那人说完，才放下茶杯：“非常时期，稳住人心也是要务。他人在山里，读几本书，走几步路，于大局有何损益？若逼得太紧，反生事端。”他语调平稳，却把“反生事端”四个字说得略重。提问者看了看他的脸色，不再多言。
然而戴笠自己心里清楚，这“酌情予以方便”的底线画在哪里。1946年初那次探望，是他最后一次去阳明洞。两人在客厅对坐，聊了些旧事与近况，气氛还算缓和。临走时，张学良送他到门口，忽然问：“雨农兄，这抗战胜利了，国家往后该怎么走？”
戴笠脚步停住，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瞬间，他或许想起了西安机场被收缴枪械的时刻，想起了宋美龄当时低声的叮嘱，也想起了眼前这人曾被无数人寄予的厚望。但他最终只是抬手，轻轻拍了拍张学良的臂膀：“汉卿，保重身体。国家的事，自有公论。”说完便转身上了车。
车子驶出警戒区，随行的亲信才低声问：“局座，张将军似乎话里有话……”
戴笠望着窗外迅速倒退的山林，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像是说给亲信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他这一生，最大的坎就是西安那次。初衷为了救国，这没错。可方式……太险，代价也太大。把自己半辈子的自由搭进去，值不值得？若是当年，能有别的路走……”话没说完，他摇了摇头，不再言语。
几个月后，戴笠座机失事的消息传来。阳明洞的张学良从看守处得知此事，怔了许久。那天他取消了例行的散步，独自在书房坐了一下午。桌上摊开的，正是那本从香港得来的航空书籍，里面夹着一张当做书签用的旧明信片，背面是北平的风景。
往后的日子，一切似乎照旧，又似乎有些不同。书籍杂志的申请渐渐不那么顺畅，散步的范围也被重新严格限定。那个曾酌情给予的、微小的“方便”缝隙，随着那个批准它的人的离去，悄然合拢了。张学良没有再就此询问或争辩，他只是继续读书，散步，望着同一片被山峦框住的天空。仿佛那些曾经稍稍松动的空气，只是山间一阵偶然掠过的风，来过，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