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臭名昭著的五大罪人，依次是：
1. 蒋介石！
2. 李登辉！
3. 陈水扁！
4. 蔡英文！
5. 赖清德！

今天咱们先说蒋介石。
1960年3月11日，一纸修订后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布。原本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修订后的条款却允许总统、副总统“连选连任”。

十天后，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
后来他又连任第四任、第五任，直到1975年病逝。一个为内战设置的“临时”制度，从此和最高权力的长期延续接在了一起。

这套制度并不是到了1960年才出现。1948年国共内战正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已经公布，允许总统在非常时期采取紧急处分，部分规定优先于正常宪法程序。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又发布台湾省戒严令，第二天零时实施。戒严令并非蒋介石亲自签发，但此后38年56天，台湾一直处在戒严状态。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恢复总统职权。
戒严、临时条款、军事审判和不断扩展的安全机构，此后在同一个政治框架里运转。

1954年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份台湾形势评估写得很直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质上是一党主导，最终政治权力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他依靠法定权力、个人威望和政府高层的忠诚维持统治。

这条权力链在更早的二二八事件中已经露出形状。

1947年3月，陈仪一面同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交涉，一面向南京请求增兵。
3月5日，蒋介石决定调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部、一个步兵团和一个宪兵营赴台。3月8日以后，部队展开镇压，随后又进入清乡阶段，户口清查、武器收缴、联保连坐等措施陆续实施。

蒋介石同时下令不得报复台湾民众，3月13日又重申，军政人员若施行报复，以抗命论罪。命令没有阻止严重伤亡发生。现场行动经过陈仪的行政、警备系统以及入台部队、地方军警层层展开。

3月下旬以后，白崇禧奉命赴台，要求停止滥杀、公开审判，并提出行政、经济、军事和警政方面的改进意见。4月，行政长官公署被撤销，台湾省政府随后成立。

这几道命令摆在一起，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位置便很清楚：调兵决定来自南京最高层，具体镇压由地方军政机关和部队执行，而最高层又发布禁止报复的命令。

派兵、执行、失控和事后处置分属不同环节，责任并没有因此消失，也不能压成一句“所有现场行动都是蒋介石逐项下令”。

到了1953年，最高权力怎样进入具体案件，有了更直接的一幕。
高弘案经过军事法庭复审后，原拟判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0年。案件继续上呈，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原拟改为无期徒刑，蒋介石却批示高弘应改判死刑。

随后，总统府发出代电，保安司令部重新判处高弘死刑并执行。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此案时，相关决定明确指出，总统意志已经直接进入军事审判过程。

一端是二二八时期的调兵与善后命令，一端是高弘案中对具体刑罚的直接改判，中间还有戒严法制、临时条款、军法机关和情治系统。

1949年以后，《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法规相继进入实际运作，警备和情治机构获得广泛的侦查、逮捕与军法处理权限。社会管制遂不再只依靠一次紧急命令，而有了能够长期运转的机构和程序。

同一个时期，台湾也举行地方自治选举，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并推进经济建设和九年义务教育。这些政策改变了台湾的土地关系、地方政治和教育结构。政治控制与社会经济改革并存于蒋介石统治时期，参与其中的也不只有蒋介石个人，还包括陈诚、各级行政机构、技术官僚以及美国援助体系。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戒严仍然继续，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则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废止。

蒋介石已经离开十二年，那套由战争状态发展出来的非常制度仍在运转。

于是，蒋介石在战后台湾政治中的作用，可以落到几件具体事情上：他批准二二八期间的调兵，在1950年恢复总统职权后长期居于最高权力位置，临时条款在其任内扩大总统权限，他本人又曾直接介入政治案件的军法判决。

至于1949年那纸台湾戒严令，签发者是陈诚；二二八现场镇压，也经过陈仪和军警系统具体执行。

一个人的权力，与一整套能够自行运转的制度，就这样在几十年里交叠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