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拯英揭开真相：蒋介石当初根本没打算杀杨虎城，是张学良自作主张乱做决定，硬是把杨家拖进了火坑！
1995年秋天，上海虹桥机场，一位穿着素色衬衫的老人独自坐在候机室的角落。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从香港转道而来的电报复印件，指节微微发白。电报落款是“汉卿”，内容是劝他安心回国，“介公既往不咎，共赴国难为重”。老人反复看了几遍，最终把纸对折，放进了贴身的内袋。他定了第二天飞往武汉的船票。
动身前夜，他在寓所烧掉了大部分书信文件，只留下几封家书和那份电报。妻子察觉不安，劝他再观望些时日。他站在窗边，望着外滩的灯火，沉默了很久才说：“东北军没了，西北军散了，我留在外面，还能做什么？汉卿既然这么说了，我信他。”
船在海上漂了半个月。抵达武汉码头时，并没有预想中的“旧部”或“友人”迎接。两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等在舷梯下，客气地请他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子没有开往市区，而是径直驶向了城郊一处僻静的招待所。带路的人解释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请杨将军在此稍作休整。
这一“休整”，就是三个月。期间他几次提出想见蒋介石，或者至少联络张学良，得到的回复总是“正在安排”。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招待所小院，与外界的通信需要经过检查。看守的士兵态度恭敬，但寸步不离。
直到次年春天，他才被通知转移。这次的目的地是贵州息烽。来接他的人换成了军统的官员，语气依然客气，但眼神里没了温度。车子在山路上颠簸时，他忽然问同车的军官：“汉卿……张副司令现在何处？”军官目视前方，平淡地回答：“张将军一切安好，在贵州亦有住处。”
抵达息烽玄天洞囚禁处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半山腰的潮湿山洞，洞口装了铁门。随身行李被仔细搜查，那份电报复印件被收走，再也没还回来。负责的警卫队长对他说：“杨将军，这里清静，适合休养。”
洞里的日子是按月计算的。最初他还存着几分希望，托看守给重庆方面捎信，请求上前线抗日。信如石沉大海。后来他不再写信，每日在洞内有限的空地上踱步，有时望着洞口透进的一线光，能看很久。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洞里时，他激动得整夜未眠。他以为，这下总该重获自由了。然而第二天，看守没有任何表示，送来的饭菜依旧粗简。他按捺不住，拉住一个送饭的年轻守卫问：“外面是不是赢了？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守卫慌张地摇头，什么也不敢说，匆匆离开了。
时间又拖了四年。1949年，国民党当局开始陆续撤离大陆。九月初，几名陌生人突然来到玄天洞，为首的自称是奉上级命令，“护送杨将军转移至安全地带”。他们被带上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开了两天。
最后一夜，车停在重庆歌乐山戴公祠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半夜，他刚躺下，门被踹开，几个黑影闯了进来。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按倒在床铺上。黑暗中他只听到一阵沉闷的击打声和压抑的呜咽——那是他随行的幼子。紧接着，他自己的胸口被利刃刺入。
模糊的视线最后看到的，是窗外漆黑的山影。他至死不知道，那份劝他回国的电报，究竟是张学良个人的判断，还是另一层算计的开始。他更不知道，早在回国之初，那份电报的复印件，就已经作为他“与张逆再度勾结”的物证，被悄然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