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麾下12虎将最后结局！
张学良的专列驶过山海关时，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他走出车厢，杨宇霆第一个迎上来，脸上挂着笑，手却伸向张学良身后秘书提着的公文包。“汉卿，这些文件我先替你看看。”张学良按住公文包，声音不高：“不急。”
当天夜里，大帅府议事厅灯火通明。张学良坐在父亲常坐的太师椅上，十二把椅子分列两侧。张作相坐在左首第一位，杨宇霆坐在他对面。张学良把一份名单推到大理石桌面上，名单抬头是“东北边防军整编方案”。杨宇霆立刻伸手去拿，张学良却按住纸张一角：“在座各位都先看看。”
汤玉麟凑近扫了一眼，脸色变了。他的部队番号被排在最后一个。他看向张学良，张学良正低头整理袖口，仿佛只是无意之举。
散会后，杨宇霆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长廊拐角处，等张作相走过来。“辅帅，”他压低声，“汉卿今天这架势，是要动真格的。”张作相停下脚步，看着庭院里未化的积雪：“老帅刚走，一动不如一静。”杨宇霆笑了：“静？名单上第一个要裁的就是我的兵工厂。”
三天后，整编会议再次召开。张学良宣布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自任主席，杨宇霆为委员之一，但军械调配权被划给新成立的军需处。杨宇霆当场拍桌：“汉卿，你这是信不过我这个当叔叔的？”张学良抬眼：“杨叔多心了，这是制度。”
会场上空气凝住。孙烈臣咳嗽两声，想打圆场，却咳得直不起腰。侍从忙上前扶他。张学良示意会议暂停。孙烈臣被搀出会场时，回头看了杨宇霆一眼，眼神复杂。
一九二四年春，孙烈臣在吉林官邸病逝。灵堂设好的第二天，张学良赶到吉林。杨宇霆已先一步到了，正站在棺椁前，对几位吉林将领说话：“孙督军这一走，吉林的事……”张学良走进去，杨宇霆的话断了。张学良在灵前站定，三鞠躬后转身：“吉林督军一职，由张作相暂代。”杨宇霆嘴角抽动了一下，没说话。
回沈阳的专列上，张学良独自坐在包厢里。秘书递上一份密电，电文是郭松龄部异动的迹象。张学良把电报纸折好，放进大衣内袋。车窗外，辽西平原的麦田刚刚返青。
那年十一月，郭松龄通电反奉。张学良连夜调兵，在巨流河一线布防。两军对峙到十二月，郭部溃退。郭松龄被俘的消息传到沈阳时，张学良正在批阅文件。他笔尖顿了顿，对副官说：“按军法办。”副官问：“是否要见最后一面？”张学良摇头：“不必。”
郭松龄死后不到一个月，杨宇霆和常荫槐走进大帅府老虎厅。常荫槐递上一份文件，内容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求张学良签字。张学良接过文件，看了片刻，忽然问：“铁路归你们管，兵工厂也归你们管，那我管什么？”杨宇霆笑：“汉卿是主帅，自然是管大事。”张学良也笑了，把文件扔回桌上：“今天累了，明天再说。”
当晚，张学良召来卫队长。次日清晨，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老虎厅，等待他们的是一队持枪卫兵。杨宇霆站起身：“汉卿，你这是做什么？”张学良从里间走出，手里拿着一纸命令：“奉军事法庭判决，二位图谋不轨，立即执行。”枪声在厅内响起时，窗外树上的积雪正簌簌落下。
一九二八年六月，皇姑屯的爆炸声传来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开会。他赶回沈阳，见到的是父亲焦黑的遗体。灵堂设好那天，张宗昌从大连赶来吊唁。他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起身对张学良说：“少帅，老帅这份基业，你得撑住了。”张学良点头：“张叔放心。”
张宗昌没有回大连。他在天津英租界找了处宅子住下，平日打打麻将，偶尔去听戏。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傍晚，他从戏园子出来，坐进汽车。车开到济南津浦宾馆门口停下时，路边闪出几个人。为首的是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张宗昌刚下车，枪就响了。他倒在宾馆门前的台阶上，血顺着石阶流下去。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消息传到天津，汤玉麟把报纸扔在桌上，对儿子说：“汉卿这一步，走错了。”儿子问：“那咱们怎么办？”汤玉麟望向窗外：“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守在这儿。”日本人几次登门，请他出任伪职，他都推说年老多病。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前夜，汤玉麟躺在床上，让儿子把窗户打开。他听着远处的炮声，慢慢闭上了眼睛。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监房里，张景惠坐在炕沿上，看着窗外的高墙。同室的臧式毅咳嗽着问：“今天几号了？”张景惠没回答。他想起一九三二年在长春就任伪满总理大臣那天，礼堂里挂满了五色旗。现在那些旗早烧了，礼堂也拆了。他躺回炕上，听见远处传来一九五九年的第一声钟响。